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作者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来自敌方和己方的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作者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与敌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抉发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思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隐微。
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引言
这是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华北和长江下游所有的人都在搬，整个中国都在动。播迁到大后方的许多人流离失所，亲人离散，冻馁道侧，死于轰炸、枪弹、刺刀之下；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则被认为贪图安逸，被自由区的朋友目为伪民、顺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
一、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翻看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发表的文章，忏悔赎罪过错悔过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体现了文化人普遍的道德危机感，以及由于自我道德的拷问而引发的罪感心理。19381941年，上海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狂涛汹涌中的孤岛，王芸生《孤岛上》寄语留居的人们，现在我们应该尽力做同胞互助的工作，救济无告的难民，以赎自己的罪孽。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一书指出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等留居上海的知识分子，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之间的道德困境：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沦陷区活命，同时也不背叛国家和自己？
同样，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思想挣扎，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在漫长的八年之中，许多已经迁往内地的朋友（叶圣陶、巴金、茅盾等）都曾责怪过郑振铎：为什么不到内地去？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郑振铎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名干将，当时打倒孔家店 的人们把线装书全送到厕所里去，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人都被视为封建余孽。可是，1937年年底，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1940年7月，郑振铎在重庆出版《文阵丛刊》第1辑卷首以笔名源新发表《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号召有理智者：在这最难艰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主编茅盾、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抢救民族文献，对于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迂远，巴金甚至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过这一观点：
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以来，国家和国民的损失，简直难以数字来估计。其中，尤以文物的损失为最不可补偿。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备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的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抢救保全文物古籍，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当全民的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还是在上海孤岛苦守的个人身上时，原来躲避在上海的道德负罪感之上，又多加了一层万一失败则成罪人的历史负担。郑振铎认为，个人作为文化的传承保存者，如果听任民族文献流出国外或者毁于战火而无所作为，那便是千秋罪人，百身莫赎。在争夺嘉业堂藏书时，面对日伪、美国势力的围堵，他说：如此批货为外人所得，诚百身莫赎之罪人也！他坚持不接受大后方发来的车马费，说：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以重罪愆。
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 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郑振铎始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他在1940 年9 月1日致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下亦可简称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现实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等人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全面抗战八年，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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