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及其时代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真正可供研究刘彻思想的直接记录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刘彻同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通过《史记》能照观刘彻。李长之先生说：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当为希罗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这不啻是说，司马迁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和刘彻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
人们常以班马并称。班固《汉书》补充了不少《史记》未刊史料，很有价值，但就历史观和精神境界而言，班马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史记》写刘彻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第一位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崇儒，但不排斥百家，他是子学时代具有独立人格、学风和文风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与被关进经学和皇权主义笼子的班固大不相同；《史记》未被皇权主义同化，司马迁与刘彻有过思想碰撞和交锋，《史记》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用正统观念看司马迁和《史记》的班氏父子所反对的异端。
班彪论司马迁：
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班固论司马迁：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学术的醇杂是御用文士们裁量文章的正统标准。大敝伤道谤书，是历代醇儒贬抑《史记》诛心史迁的主要罪状。谤最初不过是原始民主主义的一种民众议政形式。王权异化，暴君专政，佞臣弥谤。故所谓谤书说实不必为史公讳，反而是他反对精神专制和坚持独立人格的重要资证。刘彻乃一代伟人，司马迁亦一代伟人。对他们两人不能用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的简单化二值判断。这是历史人物评价之悖论的典型案例。刘彻本人有才，也爱奇才。但是，他的人格又相当复杂，有其阴暗的一面。面对司马迁，他有一种潜意识的自卑和忌妒。刘彻雅好文学，为之倾注了不少心血。中国素有唐诗、宋词、汉文章之说，汉文章中又有文章两司马之说。刘彻欲让自己的精神笼罩天下，侍臣司马相如已在刘彻精神笼罩之下，但刘彻深知自己的精神远不足以笼罩另一个司马，充其量他只能把司马迁的肉躯关进精神大一统的铁笼。汉魏之际王肃说：
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司马迁公然揭橥汉家秘不示人的南面之术，实为皇家之大忌。刘彻既加司马迁以腐刑，还想继续用他。这种办法只有刘彻才使得出来：他既爱司马迁之旷世奇才，又要断其灵根，使之无望继统现代人对这种心态恐怕很难理解。司马迁之足以为刘彻置鉴以耀后世者，正是他身可阉而史不可阉的精神。刘彻之删削景、武《本纪》，使这面历史之镜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班固修《汉书》，补写大量资料，不乏整齐修订之功，但他讥讽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足见已失《史记》之精神；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己意取舍褒贬，使刘彻的面目更加朦胧了。尽管如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毕竟仍是刘彻及其时代的一面镜子。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