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胳，戎有受服，神之大节也。”此乃春秋时期周臣刘康公之语。显然，将“兵戎”与“祭祀”并列，反映出春秋时期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战争对国家生活的重大影响。《孙子兵法》之《计篇》亦开门见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春秋时期军事专家孙武的眼中，战争已经上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之道的高度。乾隆朝爆发于川西北一隅的两次金川战争（1747-1749，1771-177），特别是第二次金川战争因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耗费银两之多，不仅在当时震惊朝野，而且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项目最终成果《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双重奏》以有关官书为导向，以《金川档》、《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朱批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相关档案为史料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从边疆与中央王朝互动的视角出发，以交战双方为考察对象，揭示大小金川土司为代表的嘉绒族群文化观念与清王朝熟知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探究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的多重原因，管窥当时国家机器存在的一些弊端，及其较强的调适能力和运转效率，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便加深、丰富学界乾隆朝金川战争问题的认识。

清代中期以降，金川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冷僻的问题。然而，相关研究成果多从清廷的立场出发，偏重事实陈述，缺乏多样化的分析，对众多重要问题鲜有涉及，并且由于条件所限，极少利用清代档案史料，鲜见亲赴战争发生地开展田野调查以获取地方史料和实地感受。本书以相关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为研究基础，从边疆与中央王朝双向互动的视角，重新探究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深入剖析川西北嘉绒地区与藏区和内地的多重联系、“土司—地方官员—皇帝”之间的关系；着力揭示金川为何难以攻克、交战双方之间的文化隔膜、清代国家机器在持久战考验下的运转效率及弊端等重要问题。这对维护当地多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王惠敏，女，1981年9月生，湖北罗田人，2005年-200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2008年-2011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2015年7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2017年6月出站后入职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现为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史、清代西南边疆史；现已在《西南边疆研究》《藏学研究》《西北民族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单独主持国家社科和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各1项，以及博士后一等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各1项；已出版《中国近现代绘画艺术鉴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以及合译欧立德著《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著作。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