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合比例性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存在如下三重比例观：作为正义要求的比例观、作为手段评价的比例观和作为权益平衡的比例观。此外，对于在部门法领域存在的比例原则泛化这一现象，应该理解为宪法比例原则的部门法化，因此寻找比例原则的宪法规范基础就成了应有之义。虽然现行《宪法》并未规定比例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宪法相关规定中无法推出比例原则。在理论上，就比例原则自身而言，一个以正当目的原则为独立审查步骤的四阶比例原则更能成立，其中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对立法机关实施手段-目的审查(事实发现维度)，正当目的原则与平衡原则实施规范性审查(价值证立维度)。同时，由于稀释权利、不可通约性以及效率损失等问题的存在，比例原则在理论上正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通过平衡原则来处理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冲突意味着权利、利益和政策在性质上没有差别，这使得权利保护不再具有优先性。其次，当把权利与利益等异质的事项放在一起衡量时，又会因为不存在供平衡参照的标准而使裁判任意化，裁判的任意化又会导致裁判者裁量权激增从而做出不理性的裁判，最终损害法的确定性、损害法治。最后，如果说上述批评是针对平衡原则的，那么还有一种基于效率的批评则是针对手段-目的审查的，它认为比例原则自身的结构化特征会导致效率损失，所以应该以成本-收益分析替代它。事实上，所有这些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就稀释权利这一批评而言，由于后果主义式的平衡原则与权利优先性观念是相容的，并且在面对公共利益时权利具有自限性，因此不能认为对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进行衡量就稀释了权利。至于不可通约性批评，阿列克西论证“对宪法的重要性”可作为平衡参照的共同标准，而巴拉克论证“边际社会重要性”可作为共同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哈贝马斯的批评。针对基于效率的批评可以作如下回应：因为标准比例原则并不将效率作为唯一价值目标来追求，并且成本收益分析为了追求效率会侵犯权利，所以标准比例原则反而是一种能够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设置。

陈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博士后，现任职于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博士论文获得浙江大学2022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优博项目”。相关研究曾发表于《法制与社会发展》(独作)、《浙江社会科学》(独作)、《广西社会科学》(二作)，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