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成文法编纂传统，三代即有成文法编撰之记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春秋战国以降，各诸侯国竞相变法图强，公布成文法成为变法之重要举措。后人以《法经》为中华法系法典之篙矢，此后商鞅变法增广其内容，汉律扩展其范式，至魏律有严格之“总分体例”，晋律创设经注入律新范式，及至北朝各律在价值理念和编纂技术方面更加成熟。唐律成为虑久思精的立法典范。延及《宋刑统》、《条法事类》、元代的法律汇编，积淀而成明清律例合编和宏大的会典编纂。本书追溯中国古代法典编纂之经验，总结律典范式之演变。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在列强侵凌的背景下，近代法典编纂未能传承优秀传统。中国近代之法律转型，多继受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本书重点以民法编纂为中心，探讨从样式上背离传统到功能上回归传统的“法典编纂范式的近代转型”。

张生，1970年10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司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中国法律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