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婚姻模式的父母，事业顺风顺水、面临围城大门的双胞胎姐妹 这是一个看似完满的四口之家。直到母亲借钱托人拍下一幅国画，模范家庭的节奏自此被打乱：母亲暴露了一段维持数十年的神秘恋情；双胞胎姐姐不顾青梅竹马，毅然投身危险关系；妹妹则不甘门当户对，在出轨边缘试探婚姻底线…… 两代女性在情欲与责任的钢丝上狭路相逢：母亲用一生克制成全家庭圆满，女儿们却以自由之名将情感禁忌踩成碎片。

当爱情速食论撞上《廊桥遗梦》式的隐忍爱恋，有人在胭脂色的幻梦里焚烧自己，有人守着灰烬里的余温过完一生。

关于爱情和偷情的诘问，

这本书像蛇打七寸一样，打在痛点上。

人到中年，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是守住婚姻，还是奔赴爱情？

后记

每个人都有爱情

这是一部爱情悬疑小说。

为什么写《胭脂灰》？答案在漫长的时间、不断成长的内在自我以及时隐时现的生命冲动里。作家选择写什么，就像女人挑选某件衣裳，肯定都是自己钟情的。我选择写作爱情长篇，是因为只有长篇的容量才能放得下我大半生的情感积蓄。这里面有曾经的我对爱情一意孤行的设想、独白式的探问，甚至是跃跃欲试的实践冲动。

作为一种爱情理念的探讨，二十世纪读到《廊桥遗梦》时，我就有过一个疑问：如果没有那四天里的鱼水之欢，这份爱也许更纯粹更美好更易于接受？即便岁月已是翻山越岭，我依然坚信爱是小白兔，任何情欲的沾染都是大灰狼的觊觎，让我本能杜绝。真爱如处子，这一观念左右了成年之后的我许多年。性的介入是对唯美的破坏，尤其是不合法的性。我自己对于灵与肉的思辨，其实是从五四时期的纯爱哲学开始的，不彻底的启蒙很适合刚刚走出封建桎梏的新女性，而我内心也曾常驻着一个女学生。

我也在观察自己衣品的变化，如同观察情感城堡的构建，我发现中年以后的我喜欢纯欲风。喜欢纯欲风的我仍在执着而好奇地探问：不乏性张力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否存在？这也是我数十年内心疑问的延续。世间没有徒劳的思想，脑子里种下的，总会在未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何为爱的神圣？柏拉图式的爱是否可以接地？是不是存在另一种忠贞身心分离的那种？这些疑问都有可能导向小说的诞生。说到底，这部小说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既要又要是否可能的问题，我试图使之成为可能，至少在我的小说里。

这部小说也有我对爱情原型的探索，爱情文艺看多了，我发现从大处去分辨，爱情的原型不过那么几种，满世界纷纷扰扰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几种原型分生的枝丫与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似乎把小说家的命题一网打尽了，然而，细究下去，那些相似的幸福家庭，其实也各有各的不幸的丝缕，而非幸福模板的复制粘贴。小说家饶有兴致的，就是那些粘连缠绕的丝丝缕缕。

很多女人都有过一条白裙子，那条白裙子是她们心里的白月光。白月光是不是永久的？是否一旦得到便释然，然后不再是白月光？我用了一种叙述的诡计，使《胭脂灰》成为一部疑窦丛生的小说。

没能成为白月光的女人，也一样会有爱情。浅淡温暖的阳光，也会成为爱的滋养。每个人，无论美丑雅俗，都有可能遇到自己的爱情，野百合也有春天。我想用这部小说来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爱情。也许这是我的慈悲。

当时代的命题由曾经的为什么不结婚变成为什么结婚，我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生活是一只巨兽，需要两个人联手，才能更好地打怪升级。为什么结婚？一代人要在动态生活中得到答案。独生或少子一代被保护得过好，可能产生巨婴问题。无论成长过程中如何优渥，长大后站到生活的前沿，不可避免地要被补上一鞭子，然后才能看清生存的真相。我小说中的孪生姐妹，要被生活打过脸，才能发现依恋感的重要。她们与我有距离，但也有我自己的代入，比如强迫症，比如两性关系中解决矛盾的方式。

我写小说是凭借一股蛮勇和率性的，无论多长的小说，几乎都是一气呵成。因为那口气一旦断了，我可能就兴味索然不想再续了。我之所以从文学评论转型到小说创作，就是因为积淀了太多，需要释放和表达。通过写小说，我打开了自己内心蛰伏已久的一些微妙皱褶，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快意。

李美皆，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原空军大校。著有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东方出版中心）、长篇小说《说吧，身体》（漓江出版社）、《结婚年》（作家出版社）等十一部。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总参二部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谈》新锐作者奖和三十年重要作者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