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史研究专家陈宝良关于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创新之作。陈支平、常建华、冯贤亮一致推荐，常建华盛赞其为一部多有创见且很有可读性的明清社会史新论。
2.从社会史、文化史而非政治史视野，重新论证清承明制这一经典命题。深入剖析繁难的地方治理、好讼的社会氛围、世俗化的社会群体、变动的社会秩序等世间百态，极大地丰富了明清历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一种清承明制传统论述框架之外的历史叙事。
3.立足于社会组织、群体的流变，呈现明清世风世情的继承关系和世俗化特征。更多地关注社会层面，关注多种组织、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对访察体制、幕府人事制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僧人的侠客化、尼姑的恋世情结等进行专题梳理，既明确了这些个案在明清两代的具体演变情况，又直观揭示了两代世风的世俗化转向。
4.微观与宏观视野兼备，勾勒大历史的同时关注小人物。不仅关注官制、地方治理、央地关系等宏观议题，还生动讲述幕僚、塾师、侠客化僧人等小人物的故事，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的大历史画卷。
5.以文证史，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世情。充分挖掘《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等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反映世风世情的内容，以之作为传统史学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拓宽了史料来源，更深入阐释了明清社会的世俗化特征，让历史研究更具文化底蕴与人文关怀。
编辑推荐
对于治史者而言，清承明制这一跨朝代论述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学界共识。前贤多从政治史或国家层面着眼，强调清王朝统治中中原元素的主导地位和清代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与之不同，本书更多地关注社会层面，关注多种组织、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对访察体制、幕府人事制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僧人的侠客化、尼姑的恋世情结等进行专题梳理，既明确了这些个案在明清两代的具体演变情况，又揭示了两代世风世情的继承关系，为清承明制命题提供了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多维阐释。
另外，借助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或是蒙冤受屈之人，或是清贫度日的书生，或是尚侠义的僧人……同处明清世情世风之下，不同的遭际似乎指向同一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大潮之下，社会景象日益多元的同时，社会风气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世俗化转变。
作者从明代官场风气起笔，略述苟延之病、软熟之病和奔竞之病，抑乖觉之人而扬愚愚精神，并将愚愚与诚、大无畏相关联，认为其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进而指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值得称道。
编者按
认真新说（代自序）
何谓认真？照着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应指认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释其词义，则是说做事必须切实、不苟且。
说者易，行者难。此话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证明知易行难的合理性。一个真字，并非人人认得清楚，若是认得明白，到头来未必有好果子吃。谓予不信，那么不妨引用一则名叫《认真》的寓言加以印证。这则寓言收录在陆灼所著的《艾子后语》中，故事记载：艾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名通，另一个名执。艾子带着两人去郊游，口渴想讨点酒喝。主人正在读书，指着真字说，认得这个字便给三人酒喝。叫执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说是真字，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个叫通的弟子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就说是直八两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寓言的作者无疑是为了批评当时社会盛行一时的弊端风气，认真执着不如圆通随和能捡便宜。社会已是如此地是非善恶不辨，自然只有圆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处，而执着方正的人反而会吃亏。
凡事何必认真。这句民间俗语确乎可说耳熟能详，人人晓得，其风行乃至渗透于人心的程度，实在堪与中国人见面必称吃了没有相提并论。凡事何必认真的俗语，可以从元代找到证据，《元史·王克敬传》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认真的记载，大抵可以作为此句民间俗语的出典。到了清代，该语更是演变成天下事无非是戏何必认真一类的话头。这是一句乡言，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出典。当时有一个乡村在演戏，老学究前来看戏，见到庙门上有对句云：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就问僧人道：只是有门而无山，怎么能称之为山门？僧人随手一指戏台上说：台上唱的是《醉打山门》，不但无山，而且无门，他也自管去打。学究听后大怒：你敢以我言为戏？僧人急忙辩解道：天下事无非是戏，老施主何必认真。
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必会吃亏。时日一久，上至官场，下及民间，无不养成了诸多病态之风。细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几种病状：
一曰苟延之病，说白了就是图虚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说到图虚名，不由让人想起一则名为《猫号》的寓言，收于刘元卿的《贤奕编》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齐的宦官，家中养有一猫，自以为奇，向众人宣称是虎猫。其中一位门客道：虎诚然威猛，不如龙之神灵莫测，请更名为龙猫。另一位门客则说：龙固然神于虎，龙升天必须凭借浮云，云岂不是比龙更高尚？不如改名为云猫。又有一位门客说：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显然不如风，还是更名风猫为好。又有门客说：大风飙起之时，唯有土墙作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风，不如更名为墙猫。最后一位门客说：土墙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墙就会坍圮，还是更名鼠猫最好。门客帮闲的献媚、凑趣伎俩，显然已是极尽能事。其丑态固可置而不论。说到底，猫的职责不过是捕鼠而已，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猫。进而言之，猫如果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无论是取名虎猫龙猫，还是取名云猫风猫，即使名头何等响亮，也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这则寓言以猫之起名为核心，犹如剥笋，层层向里，又如同逻辑学中的归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图虚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进而告诫人们，要务求实际，力戒虚名。
至于行事苟且，实则做事缺乏担当精神。寓言譬喻，最为确当，也最能针砭时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罢。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有一篇《任事》，包括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记一位脚上生疮的人，他痛不可忍，对家人说：你替我在墙壁上凿一个洞。洞凿成后，他就将脚伸到洞中，深入邻家尺许。家人不解，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让它去邻家痛，再无关我事。第二则故事记一位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位裨将从阵上返回，身中流矢，矢深入膜内，就请这位医生治疗。医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责问：箭镞深入膜内，必须快治。医生答道：此内科事，不关我事！这两则寓言故事，各有侧重，前者是以邻为壑，后者是敷衍塞责。说到底，还是一种不敢任事、不愿担当的陋习。当事官员，见事不可为，一味因循苟安，以遗来者，也就如同委痛于邻家、推责于内科之举。
二曰软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无欲则刚之说，实在道出了为人处世的底蕴。人一旦有了欲望，就难免变得软熟了。很多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时政的弊病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借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一官半职的得来实在不易。很多官员，起家并非一帆风顺，一路读书过来，过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后才得以占据官位。不过，一旦位高权重，就不再淡薄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利益盈满的膻路，会有无数好处的诱惑。为了保持这条膻路一路畅通，保证自己安全退休，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面对下属官员也会装出一副谦卑逊顺之态。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据有官位之甘甜，又思获取官位之苦辛，富贵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
闲来翻阅史书，看到宋朝人曾有愤激之言，道：举朝皆须眉妇人。当时并不以此为然，认为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今日看来，反而有诚哉斯言之叹。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顾，肆无忌惮，倒还像个男儿身；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听从，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贪也贪，毕竟更像一个妇人。《易》云：君子以独立不惧。人能做到独立，自然不妨与妇人杂居。然世风毕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即遁世无闷，借此以示自我独立。同是病态，若病在率直粗放、顾无别肠，还是容易医治。若是病在细软谦卑、顾多别肠，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华佗、仲景再生，也很难下一针砭。
三曰奔竞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语有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名利之必争，其来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昔之争名争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还有些羞耻之心；今之争名争利，则多发生在白昼，毫无避人之想。大文豪苏东坡在论及宋朝官场时，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叹，即居官者一人，已经去职者一人，而伺机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人之争名争利，古今莫不皆然。虽说世上并不缺少恬淡无营的君子，但十人奔竞而一人恬退的世况，难免会让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结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风躁竞，难辞其咎。
奔竞之风演至极致，自然会出现抢官之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确实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师官场就有讲抢嚷嘲讽之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官员流行讲抢嚷三部曲：讲者，求情之谓。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趋权势之门，讲论自己按年资或体例应得此官之故。抢者，争夺之谓。先去求情者笃定可补此缺，那么后来者或许不能得到此缺，于是无不争先趋走，争夺此缺。嚷者，流言诽谤之谓。一旦讲情、争夺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腾谤，广布流言，加以诽谤。
如此弊端士风，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渐移暗转，慢慢使读书人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如同中蛊一般；即使心有所觉，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心可得知，而声不能出，有若中魇一般。两者相合，终成一个末法世界。可见，官场病的病根，终究还是那些官员只是满足于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就此而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倒是称得上是治疗官场病的一剂良方。
如何认真做事？历史上同样不乏认真做事的人，大可成为今人学习的榜样。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确宣称：临事不认真，终非尽忠之道。抛开传统读书人的忠君意识不言，从这句话还可以读出另外一层涵义，即临事不认真，终非尽职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将他的诗集命名为《认真子集》，显然也是有所意属，体现了那种为人、为官讲究认真的精神。继朱英之后，吕坤、鹿善继等人，对认真之说均有别开生面的解读。
明朝有一位官员，曾经批评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安得不败？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认真，否则必败无疑。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闻听此说，吕坤大感惊讶。他认为，天下之事，即使认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事只要认真去做，还有什么可说？当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认真去做。由此看来，天下之事，只怕认不真，这才导致人们依违观望，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业，又要体恤事前的议论，事成之后，众人自然噤口。即或万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当下应该做的，就不必去计较成败得失。
做事认真，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认真草》可以窥见一二。明末人孙承宗在论定鹿善继其人时，称其众推独任，众趋独辞，惟是一副真肝胆；立身只为公家，而不敢有私；为国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继为人处世的真精神，洵为不刊之论。这可以拿鹿善继自己的说法加以印证。他以真痴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真者，是空而无私；痴者，则是顽而不解私。真是为了与赝有所区别，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赝者之笑真。鹿善继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这就是说，为了干事，就必须知难而上；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甚至宁可放弃官爵。换言之，他做事的原则，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先为国家，后为自己。
认真做事之人，自然会被视为愚钝甚或痴愚之人。自古以来，民间形象地称巧者为乖觉或乖角之人。乖觉一词，按照叶盛在《水东日记》的解释，就是警悟有局干。这或许尚属中性的说法。不过在后世的传衍中，所谓乖，已经相当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觉之人，必定与人背离。譬如乖觉之人与人相约一同谏君，劾奸死难，但随后稍计利害，违背原先的诺言，以苟全自己的性命，反称谏君者为痴。所谓乖觉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览无余。
随之而来者，则是有人以愚钝自居，甚或倡导一种愚愚精神。明代名将戚继光自号愚愚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这一别号的出典，基于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一是所谓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积金帛，广殖田宅，贪求功名，保得首领，与时迁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尽心力，整治本职之事，一心尽自己的本分，为国忘家，而将利钝付之他人，或许因为时运不济，生前难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庙、武庙；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道不行的时势，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应尽的职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钺不惧。言下之意，戚继光还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无论是老实做人，还是认真做事，事实上有两大精神源泉：一是来自《中庸》的诚；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献身精神。当然，所谓认真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从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脉相承，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劳任怨，何尝有些小的顾虑，一有顾虑，就任事不成；诸葛亮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不去顾及成败利钝；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则并不取决于自己，无暇考虑；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决不可因事先担忧事情不济，辍而不为；李纲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虑进退之节，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戚继光主张，鞠躬尽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体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长存；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不分炎冷，不计险夷，甚至敢于辞夷就险，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种种，都是不顾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几已沦丧殆尽的当代社会，唯有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为官如是，治学何尝不是如是。
摘自陈宝良：《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