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拉美经济史_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 & 约翰·科茨沃思 & 罗伯托·科尔特斯-康德_9787532796564

《剑桥拉美经济史》分为上下两卷，本译稿为下卷。作为享誉全球的剑桥史系列著述的一部分，本书沿袭了经典的编写惯例，由本领域的权威学者每位负责一个章节，共同构成一部汇集了近二十年来全球各国拉丁美洲经济研究领域涌现出的一批具有原创性，且有创新突破的专题研究论文的专业著述，旨在用当下前沿水准的知识分析拉美经济发展。本书论述的历史时间跨度绵长，始于西班牙征服时期，止于21世纪初期，大体以1850年（即现代经济的指数增长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时期，而非常规的以19世纪20年代，即拉美各殖民地相继独立这一历史转折期作为经济阶段的划分）分割两卷书稿。著作从不同视角、学科和方法论出发，不仅对拉丁美洲各项政策与制度进行定性历史分析，还涉及计量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相关知识。下卷副题为漫长的20世纪，从现代经济增长起步阶段开始研究，包括1930年之前拉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时期，始于1930年的内向型发展时期，以及始于1980年的全球化战略发展时期直至当前。卷末还对拉丁美洲的资本流动、农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长期发展趋势分别作了展望。

【前言】漫长的20世纪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拉丁美洲的商品出口大幅增加，这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殖民地的出口仅限于少数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随着这些传统的出口商品在独立战争后恢复正常，一些新的出口商品也加入到殖民地的产品名单中，特别是智利的铜和秘鲁的鸟粪。然而，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大宗商品出口繁荣表现为规模更大，程度更深。在18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里，拉丁美洲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技术创新导致的运输成本下降是拉丁美洲出口商品进入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关键因素。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多，要么是由于人口稀少和收入较低，要么是因为它们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无法供应邻国寻求进口的制成品。相反，它们寻求进入该地区以外的市场。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之事，一是由于海运费率的急剧下降（第1章），二是由于在陆路运输方面，通过建设一个非常广泛的铁路网络，从内陆到港口的运费大幅下降（第8章）已变得可能。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从较发达国家流入拉丁美洲的资本，不仅在铁路建设，而且还在开发新的可进入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第2章）。
从1870年左右开始在1890年代中断之后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的外国投资浪潮，是需要资本的国家投资盈利能力提高的结果。这也是由于资本过供应剩造成的，尤其是在英国，它是国际资本输出的领头羊。然而，资本并不是唯一稀缺的生产要素。南美温带地区几个人口稀少的国家也同样需要劳动力。后者来自大西洋彼岸，由于拉丁美洲与南欧和东欧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某些情况下，移民受到官方政策的鼓励，如在巴西，或者自发地发生，如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第10章）。
资源和地理的性质决定了每个国家将进行的生产活动的类型。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中在一两类活动的情况非常明显，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例如，阿根廷），出口更加多样化。在安第斯山脉南部，采矿业占主导地位（智利的铜和硝酸盐，玻利维亚的锡，秘鲁的鸟粪和石油）。在大西洋海岸和加勒比地区，当时盛行两种农业。热带生产，通常是在种植园的组织下进行，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巴西和古巴的蔗糖；还有中美洲、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香蕉。该大陆南部（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温带农业专门从事谷物和牛肉生产，这种农业的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更高，资本和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第9章）。生产技术上的这些差异影响到每个国家的后续发展（第1章）。增长不仅限于出口飞地，还扩展到其他一些部门。虽然工业增长不均衡，而且主要集中在与自然资源加工有关的行业，但仍然显著（第7章）。
全球化，也就是说，由于运输成本下降、资本流动增加和劳动力流动加大而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必要条件。增长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建立相对稳定的制度和政府，它们能够激发本土资本家和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反过来，政治稳定和体制改革又因经济扩张而得到加强。各国政府在宪法制度下得到巩固，拥有对整个领土的权力并尊重财产权，这种情况已变得十分普遍（第5章）。为了开发巨大的自然资源，接受资本和劳力的可能性是发展政治共识的重要动力，这促成了（虽然并非总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冲突的结束。
因此，对外贸易的增长带来了税收的增加，这成为巩固日益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基础。在一些实行联邦宪法的较大的国家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国家以下的实体（州和省）继续获得这些收入的大部分（第6章）。这些国家在本世纪末采用了金本位制，这不仅使贸易由于多边支付制度而更具流动性，而且还保证了外国投资者（其利润产生于当地货币）在汇出利润时，他们将拥有稳定的货币（第6和7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全球化进程（第1章）。战争期间的通胀融资造成了失衡，阻碍了1920年代金本位制的成功回归。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贸易的流动，这些国家赶上了拉丁美洲传统上的高关税。然而，资本流继续流入拉丁美洲虽然来自英国的不再那么多了，但来自美国的却多了起来（第2章）以弥补那些与资本输出国贸易的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农业活动中的保护和库存积累导致农业和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在一些负债累累的国家，这意味着更容易受到大萧条造成的需求和价格灾难性下降的影响。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断和1920-1年短暂的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在1920年代末全都重新确立了出口部门的主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大多数共和国还选择了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正统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将军上台后（1920-4），虽然政治稳定至少已经开始改善，但墨西哥仍在遭受与革命有关的动乱的折磨，巴西则毫不畏惧地干预保卫至关重要的咖啡行业。然而，这可能是拉丁美洲最接近自由市场、国家干预最少和正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理想的时刻。矛盾的是，这与主要为收入目的而设计的高关税并不矛盾，因为高关税有力地刺激了那些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家的制造业。一些国家的工业同出口部门一起蓬勃发展，这些政策在该地区以外没有受到批评，就关税而言，美国、英联邦各自治领和许多欧洲国家也在实行这样的政策。
尽管大萧条重创了拉丁美洲，但人们对出口行业的信心并未动摇。然而，为了保护出口部门，非正统的政策是需要的，这些政策在1932年以后表现良好（第3章）。它们包括多种汇率和非关税壁垒，这进一步刺激了制造业。许多国家的工业在这10年结束时处于强势地位。二战爆发后，当进口被切断时，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已经做好了充分利用的准备。到战争结束时，一些较大国家的工业游说集团已经强大到足以挑战传统的出口利益集团，政府的政策第一次开始优先考虑次级产品，而不是初级产品的需要。
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黄金时代始于1950年代。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基于初级产品对外贸易条件长期下降的假设，为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关税被提高到前所未闻的水平，这次是出于保护而非收入的原因，而且非关税壁垒成倍增加。大多数国家没有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即使是少数加入的国家也没有受到关贸总协定配额限制的过度限制。工业游说集团变得非常强大（第13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1960年以后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的形式负有责任。这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农业和服务业，为制成品提供了互惠的市场，但对第三国征收很高的关税。
关于这一时期的现有文献引起了一场围绕出口繁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热烈讨论。尽管人们一直担心初级产品出口过度专业化，但在1930年代的危机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批评才变得更加广泛。一方面，存在单一作物生产的问题，这将导致单一种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单一种植就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依赖自然资源的食利者的本性，不利于投资和资本积累。大型采矿公司、大型种植园和大型养牛场活动的集中产生了非常不平衡的收入分配这是扩大的国内市场的一个障碍。由于外国市场的需求状况不断变化，供应易受天气条件的影响，或者金本位制的僵化及其作为外部冲击的传递者的消极影响，所以批评也集中在出口经济的波动性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口替代工业化本身也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在左翼（有时也包括右翼），民族主义常常与宏观经济民粹主义相结合抵制外资比重的不断增加，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已经感觉到的不平等现象的扩大。不同的是，民族主义者主张支持国有企业、实行价格控制和通过社会支出，而不是累进税，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在右翼，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结束国家干预，开放国际收支中的贸易和资本账户。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智利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在1970年代，智利在两种模式上的试验都没有成功。19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标志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最终崩溃，然而在几年之后，新的有利于市场的出口导向政策才取得了胜利。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由于需要通过得到债权国政府、外国私人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青睐的政策来使该地区摆脱债务危机，而且还由于全球化的兴起。到1980年代末，世界经济显然正在经历一次以贸易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第4章）和主要经济体的更大一体化为基础的范式转变。东南亚和中国等国家已经调整了政策，便利用新的市场机会，它们似乎在蓬勃发展。那些未能适应的国家，如中东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似乎陷入了停滞。对全球政策辩论的这种过于简单的解读，鼓励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抛弃曾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建立一种后来被称为新经济模式的新模式。拉丁美洲所有的共和国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的继承者），并将自由化扩大到金融部门和国际收支的资本帐户。
在使拉丁美洲免受外部负面冲击方面，新经济模式并不比其前身更成功。虽然净易货贸易条件不是一个问题，但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已变得至关重要（第2章）。由于资本大规模、不可预测的流动，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与大萧条时期同样剧烈的下滑。从1950年到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的30年，其间的长期增长表现远不如人意，而且收入分配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 -也没有改善（第14章）。
长期趋势是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辑们在本卷中用了好几章来分析。在漫长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一直是拉丁美洲产出和就业的主要来源，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第12章）。教育现在已被认为是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未能使其人民作好充分准备，以迎接全球化市场的严峻考验的一个领域（第11章）。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编辑们还纳入了奥托索尔布里格撰写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一章（第9章），该章强调的是拉丁美洲的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以及环境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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