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认同结构：理论与实证_高尚涛等著_9787208193673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曾长期被美国学者主导。例如，三大主流理论体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主要是由美国学者建立起来的。但是，自从建构主义理论出现之后，美国学者的理论创制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很少再有引起较大共鸣的、具有宏大严密逻辑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世。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是中国式关系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该理论主要研究关系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它从关系理论的关系性国际体系研究出发，提出了关系认同构成关系结构的观点，从一定程度澄清了关系结构建构的微观机制及其作用原理。

前言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曾长期被美国学者主导。例如，三大主流理论体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主要是由美国学者建立起来的。基于理性主义的很多微观理论，如理性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威慑理论、博弈理论等，也主要是由美国学者创立的。但是，自建构主义理论出现之后，美国学者的理论创制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很少再有引起较大共鸣的、具有宏大严密逻辑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世。
与此同时，美国之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纷纷开辟自己的理论渠道。在提出并论证过国际社会概念的英国，有学者提出了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理论，并努力使其体系化。在综合实力迅速崛起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清华大学的道义现实主义、复旦大学的和合共生概念一度引起了大量关注。外交学院也开辟了自己的理论创制之路。外交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结合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关系主义，植入了非常不同的中国元素，从核心概念关系性关系进程关系结构等出发，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是中国式关系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该理论主要研究关系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它从关系理论的关系性国际体系研究出发，提出了关系认同构成关系结构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关系结构建构的微观机制及其作用原理。该观点认为，所有关系世界中的行为体都处于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由关系认同确立起来的关系认同结构之中。行为体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认同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选择。行为体依据不同关系认同的亲密程度和强烈程度，决定其对其他行为体的支持力度与合作程度。与此同时，关系认同结构本身也会随着自身结构内相关行为体关注领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利用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
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提出，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为了推进对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持续研究，高尚涛设计并组织了关于该理论的相对简化的实证研究。该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选择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案例，考察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否贯彻其中。如果是，就可以大致确认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有效。如果不是，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审察理论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以及要如何改进。
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实证研究，选择的案例包括：20152018年的美以关系、2015年和2022年的俄叙关系、19451948年的美苏关系、20012005年的美埃关系、20152018年的美伊关系、19691974年的美伊关系。研究人员包括高尚涛以及外交学院研究生董天泽、张锐、杨柳青、高飞、李瑛雯和王慧。
第一章由高尚涛完成。本章主要是提出并完善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基于关系主义研究对关系的本质和内涵进行的大量深刻论述，本章认同关系是一种具有本体属性的友好但密切程度不同的人际联系的界定，并从关系理论的关系性国际体系研究出发，提出了关系认同构成关系结构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关系结构建构的微观机制及其作用原理。该观点认为，所有关系世界中的行为体都处于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由关系认同确立起来的关系认同结构之中。行为体依据不同关系认同的亲密程度和强烈程度，决定其对其他行为体的支持力度与合作程度。但是，关系认同结构本身会随着自身结构内相关行为体关注领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关系认同结构理论可以分析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结构和特朗普政府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状态与行为方式，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
第二章由董天泽完成。本章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核心假设进行验证。本章选取20152018年美以关系发展和外交行为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通过考察20152018年美以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确定两国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关系认同结构。基于这一关系认同结构，本章预测了两国在这一时期可能采取的行为，并将预测行为与实际行为进行对比，以确认预测行为与实际行为是否符合。如果相符合，则证明假设成立；如果不相符，则证明假设不成立。本章最终的研究结论是，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核心假设与案例事实基本相符。
第三章由张锐完成。本章主要以2015年和2022年的俄叙关系作为研究案例，检验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是否成立。一方面，本章通过比较2015年和2022年俄叙两国建立起来的关系认同结构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话题之间存在的差异得出结论：2022年两国建立起来的关系认同结构较2015年更加紧密、牢固，这证明了关系认同结构是一个变量。另一方面，本章根据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核心假设，推导出：基于2022年关系认同结构，俄叙两国可能在政治、安全、社会经济、价值观等领域采取的关系行为，并与两国实际的关系行为相对照，发现两国的确在政治领域建立起来定期会晤机制，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反对使用化武问题污名化叙利亚政府；在安全领域加强军队高层交流，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开展联合训练，反对恐怖主义；在社会经济领域加强人道主义合作，反对制裁，帮助流离失所者回返，加强文化教育领域合作和双边经贸合作；在价值观领域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共同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与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预测基本一致。由此证明了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核心假设的可靠性。
第四章由杨柳青完成。本章主要以19451948年美苏关系为案例，探究关系认同结构是否真的决定了国家行为。美苏两国决策层的外交文件显示，美苏两国于19451948年间在军事安全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建立了负向关系认同结构。通过对比理论预期和实际行为后发现，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行为与理论推测的行为相符，而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实际行为大致相符，例如在东欧国家的民主进程、重要西欧国家的国内政权、对外援助、经贸关系方面大致一致，但是在联合国问题以及战后安排问题上的谈判上，美国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进一步探究发现，这种与理论推测行为不符的实际行为大致出于以下原因：在妥协问题上，美苏达成了互相交换的条件，以促成双方各自利益的实现，在某一议题上的妥协换取在另一议题上的支持。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低关注度的领域，而在高关注度领域美国的国家行为是与理论推测的行为是一致的。
第五章由高飞完成。本章主要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核心假设，即关系认同结构决定国家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验证。本章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国家行为是否是由特定的关系认同结构所决定的。本章选取了20012005年美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首先，本章从两国发布的官方文件以及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态，确认美国与埃及在该时间段存在关系认同结构，并具体分析了不同的关系认同结构。在明晰关系认同结构并确定其认同强烈程度之后，本章根据关系认同结构理论对美埃的关系行为进行预测，然后考察美埃在这一时期的实际行为。研究结论是，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核心假设，在本章选取的案例内，大致能够被验证，理论具有解释力。
第六章由李瑛雯完成。本章研究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行为是否由它们之间的关系认同结构决定的。首先，本章对核心概念关系认同结构和关系行为进行了界定，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从抽象到具象的可操作化处理。用经验案例检验理论假设，本章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变量明显，二是干扰变量发挥作用尽量小，三是变量存在极大值和极小值。本章选取了20152018年美伊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经验数据确定为美伊双边在四大核心领域军事安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声明、讲话、协议中具体的言语和行为，从言语中提取双边关系认同，并根据以上四个维度分析阐述关系认同结构，针对双边构建的关系认同结构预测美伊的关系行为，与美伊实际行为进行对比验证。经过以上检验操作，最终证明，关系认同结构理论的核心假设关系认同结构决定国家行为基本上是成立的。
第七章由王慧完成。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是关系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本章意在通过选定的历史案例对该理论的核心假设进行检验。根据案例选择的要求，本章选择尼克松政府时期（19691974年）的美伊关系作为研究案例，即通过将关系认同核心假设进行可操作化处理，一方面分析19691974年尼克松政府与巴列维政府在安全、政治、经贸等领域形成的正向关系认同结构；另一方面根据核心假设推导出美伊在该时间段的行为，再与两国实际的关系行为进行对比，考察理论推导出的行为与两国之间的实际行为是否一致。本章的研究表明，美伊双方在安全、政治、经贸等领域表现出的交往行为，与两国的关系认同结构所预测的行为基本对应：安全领域合作加深，政治领域合作加大，经贸领域合作加强。
本书的研究，从设计到实施，历时两年多，其间经过多次讨论和推敲，排除了很多具体困难，终于按时完成。从整体上看，该研究的成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设计要求，能够为关系主义理论研究作出一点点贡献。研究表明，关系认同结构理论提出的关系认同结构，是在国际社会中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可以从各国定义相互关系的官方文件和正式讲话中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从国家之间交往的实际行为中进行确认。并且在关系认同结构和国家的外交行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即便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行为被其他因素扭曲，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扭曲因素寻找出来、还原关系认同结构和行为选择之间的真实联系。
但是，由于能力和精力所限，该研究还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一，案例选择还不够精致。本研究定位为基于案例的实证检验，需要对案例选择精益求精，至少做到以下四点：一是所选的案例要包含研究变量且研究变量有较高的活跃度，选择研究变量恰好不存在或不活跃的案例是不符合设计要求的；二是所选的案例要确保主要的干预变量尽量处于不活跃状态，干预变量太活跃或其作用不可抵消是不符合设计要求的；三是所选案例要求研究变量有足够的变化，最好有极大值和极小值，否则不容易判断研究变量的真正作用。但由于能力和条件所限，在实际研究中这三点都没有很好的满足要求。其二，操作化处理有些流于形式。对研究变量进行可操作化处理，是检验类研究的必要步骤，直接关系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设计要求必须按照三大步骤严格完成可操作化处理，但在实际研究中做得都不理想，客观的难度和实际研究能力的距离还比较明显。其三，检验过程不够精细。因为内容繁琐，检验环节和步骤较多，该研究在检验过程中存在大而化之的现象。这种问题就连沃尔兹和基欧汉都很难避免，可见其困难之大。其四，干扰变量的处理做得还不够到位。干扰变量对观察结果的扭曲是导致研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在设计中虽然要求研究人员尽量选择主要干预变量不显著的案例，或者在案例分析中尽量抵消干预变量的影响。但实际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实际研究中普遍存在对干预变量处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此后的研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最终研究成果还是出来了，而且基本实现了最初设立的研究目标。感谢所有研究人员的努力和付出。感谢外交学院科研资助项目对该研究成果出版的支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将该研究成果编辑出版。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