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祖籍怀州河内 (今河南省沁阳市)。从祖父李浦起,迁居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父亲李嗣曾做获嘉(今河南省新乡市)县令。三岁时,父亲调至绍兴、镇江一带充任幕僚,他随父亲在江浙度过童年生活。十岁时,父亲卒,他奉丧侍母回荥阳。父丧除后,迁家洛阳。从祖父以来,百岁无业,家境十分困苦。他在《祭裴氏姊文》中写道: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贫困的生活迫使他勤奋学习,盼望科举登第,重振家道。当时,他有个隐居不仕的堂叔,擅长古文和书法,在堂叔的指导和熏陶下,李商隐幼年早熟。他自述: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李商隐十八岁时,令狐楚任天平军节度使(故治在今山东省郓城县),辟他为巡官。令狐楚爱其才,对他尤为奖掖,让他与其子令狐绹同学,并亲自教授,教他们作今体骈文。在令狐楚的指导及影响下,李商隐学会了今体章奏。他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旧唐书·李商隐传》),这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及后来诗歌创作的成就作了铺垫。因此,他终身不忘令狐楚对他的恩德。令狐楚卒后,李商隐沉痛地悼念,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表示永远难报令狐楚对他的知遇之恩,并极其敬佩他的道德学问。
二十二岁,李商隐初至京城应进士考试,落选后,他非常苦闷,其表叔崔戎时任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刺史,辟他为幕僚。翌年,崔戎调任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观察使,他随之赴兖,掌章奏。不久,崔戎卒。他失去依托,曾到河南省济原县玉阳山和王屋山隐居学道,修身养性,读书习业,准备应试。二十四岁,他又去京城应举,未被录取,即奉母家居济原。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春,他第三次应举,经令狐绹大力推荐,而登进士第。夏初,东归济原省母。冬,赴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令狐楚节度使幕,令狐楚嘱其代草遗表。十一月,令狐楚卒,奉其丧回京城。二十七岁,应考博学宏词科,先为考官录取,复审时被所谓中书长者抹去。落选后,赴泾源节度使(故治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北)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其为妻。因其曾依附的令狐楚属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王茂元被视为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因此他便被牛党忌恨,令狐绹骂其背恩。其实,他并无党派观念,亦无以婚姻谋取富贵之意图。而他却一生遭受晚唐党争的祸害,成为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应吏部释褐考试入选,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由于受牛党排斥,不久即调任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尉。因活狱而触怒陕虢观察使孙简,在他将罢职回京时,恰逢姚合代简,谕其还官。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卒,武宗即位,任用李德裕为宰相,王茂元被诏入京。李商隐由济原移家长安,辞弘农尉,求调他职。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李商隐三十岁,参加吏部书判甄拔考试而入选,被授以秘书省正字。他颇想施展抱负,重振家声。当年冬,其母病故,其不得不离职居家服丧。次年,岳父王茂元卒。在此期间,他忙于为母亲营葬、为岳父治丧等事。会昌四年(844),移家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自称遁迹邱园,前耕后饷,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会昌五年 (845),服丧期满,重官秘书省正字。
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卒,宣宗即位,重用牛党,大黜李党。因受牛党排斥,李商隐难以保持秘书省正字之职,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应桂管(故治在今广西省桂林市)观察使郑亚所辟,入幕为掌书记。从此,他孑然一身,漂泊天涯,过着抑郁失意、思乡念家的愁苦生活。大中二年(848)初,奉郑亚之命,其代理昭平(今广西省平乐县)郡守。二月,郑亚被贬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刺史,李商隐失去依靠,离桂管北归。取道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在湖南观察使李回幕府短期逗留。秋至洛阳。冬初返回长安。在京参加冬选,为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尉。旋即改为京兆参军,掌章奏。
大中三年(849)十月,武宁(故治在今江苏省徐州市)节度使卢弘止,辟李商隐为判官,得侍御史。卢弘止待他颇好,他精神为之振奋,很想干一番事业,写下不少积极进取的诗篇。大中五年(851),卢弘止卒,夏秋间,其妻王氏病故,对其打击沉重。回到长安,他穷蹙无路。柳仲郢调任东川(故治在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节度使,辟他为书记。在梓幕五年,由于仕途坎坷和经历丧妻之痛,其思想趋于消极,转向佛教。他在《樊南乙集序》中说: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实际上,他并没有脱离现实,还是写了不少咏史诗,供朝廷鉴戒。
大中十年(856)初,柳仲郢调回长安,李商隐随之至京。经柳推荐,任盐铁推官,并游江东南京、扬州等地。大中十二(858)年,罢盐铁官,回郑州闲居,不久即在孤寂、忧郁、悲痛之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七岁。
（二）
李商隐现存诗歌六百多首,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诗,二是抒怀诗,三是爱情诗。政治诗占六分之一,这在唐代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一生经历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这段时期是李唐王朝由强盛、繁荣走向衰颓、没落的晚期。他的主要活动发生在文宗、武宗和宣宗三朝。在此历史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倾轧、朝廷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李商隐极为关注国家命运,故他的政治诗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存在的问题。
自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就成为分裂国家的严重问题。据《新唐书·兵志》记载: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李商隐反对藩镇割据的分裂活动,支持朝廷平藩战争,并对平藩有功之臣给予歌颂,如《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写道: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他大力颂扬李丕、石雄受命征讨藩叛,指出叛贼刘稹如同鱼游沸鼎鸟覆危巢,必将灭亡。《复京》《浑河中》《淮阳路》《寿安公主出降》《井络》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主题。
由于宦官专权,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资治通鉴·唐纪》),上至皇帝,下至朝士和平民百姓,无不 对宦官擅权深恶痛绝。所以,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便发生 了以李训、郑注为首铲除仇士良宦官集团的未遂政变,史称 甘露之变。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仇士良宦官集团更加气 焰嚣张,皇帝受到管制,大批无辜朝臣被迫害,长安平民百姓 亦在骚乱中遭到抢劫和杀害。李商隐《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篇,即反映了此次后果严重的历史事件。尤其对 于刘的不幸遭遇,李商隐更加悲愤。刘是个罕有的文武 兼备的人才,因在应试对策中,切论宦官太横,将危宗社,考 官不敢留在籍中。后来刘入仕,宦人深嫉之,诬其有罪, 其被贬柳州司户参军,最后死于放还途中。刘是李商隐的 朋友,对于刘的遭遇,李商隐先后写了《赠刘司户》《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哭刘司户》五首诗,为刘鸣冤叫屈,揭露宦人的歹毒,指责朝廷无视人间疾苦。李商隐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为亡友伸张正义,足以说明他不是那种弃信忘义之徒。可见《新唐书·李商隐传》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终身云云,完全是宦党小人的诽谤之词。
晚唐皇帝大都昏庸无能、荒淫奢侈,迷信神仙,不理国政。李商隐以咏史诗的形式,揭露了封建朝廷的腐朽生活。他一方面从正面劝诫朝廷,要认识到历代王朝皆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的道理,也要莫恃金汤忽太平,应看到草间霜露古今情(《览古》)。意谓金城汤池不足恃,古今王朝的兴废,如草间霜露,日出即晞,应当任用贤能,居安思危。同时,他又用历史事实,曲折地揭露封建权贵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腐朽、荒淫生活。如《富平少侯》、《北齐二首》、《齐宫词》、《隋宫》、《南朝》(玄武湖中玉漏催)、《吴宫》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问题。对晚唐皇帝迷信神仙、服食丹药,妄图长生的丑恶行径,也给予揭露。如《瑶池》《汉宫》《过景陵》等,即反映这类主题。这些诗篇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因而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但也应看到,晚唐时期,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从川陕边境到长江中下游,不断出现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新唐书》说: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卷二二五)对此重大的社会问题,李商隐在诗歌中却没有作正面反映,由此亦可见他思想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表现怀才不遇、抒发志不得伸的苦闷,亦是李商隐诗歌的突出内容。李商隐是个怀有鸿鹄之志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介儒生,写诗作文而已。他颇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力挽狂澜、振兴国家的宏志。当他看到晚唐衰颓没落的局面时,他跃跃欲试,急于建立功业。他在《题汉祖庙》中说:乘运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在《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中说: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这些正是他不恋故乡、立志天下的思想写照。然而,庸懦在位、朋党倾轧的晚唐黑暗社会,并不能任用贤能,而是嫉贤害能,得势的只有小人庸才。像李商隐这样没有党派观念的正直儒生,即使兼有文韬武略,也是得不到重用的。他两进两出秘书省,即是遭受党人嫉妒和排斥的结果。像他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在朝内谋不到适宜施展才能的职务,而到处漂泊,充任幕僚,当时社会之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出于无奈,李商隐只能在诗歌中抒发备受排斥、志不得伸的牢愁。
他在歌颂古代英雄和咏物抒怀之作中,便充分抒发了抑郁悲愤、壮志难酬的痛苦。如《武侯庙古柏》《茂陵》《贾生》《钧天》等诗篇,皆反映了他的此种心境。
李商隐在一些咏物诗中,往往能巧比曲喻,表达自己流落不遇、壮志难酬、无所栖托的感慨。如《高松》诗,其以高松自比,意谓自己虽有文韬武略,却无用武之地。《流莺》诗,其以流莺自况,表达流落不遇,在凤城(京城)无所栖身的痛苦。他深感欲回天地,作为一介儒生,是无所作为的,不如学习兵法,成为帝王之师。在《骄儿诗》中,他即如此教诲儿子。直到他临终前,还愤然说道,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为其胸怀匡国夙愿,却无匡国之职深感遗憾。总之,从李商隐歌颂古代英雄和咏物抒怀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晚唐时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忧郁心理及悲剧性的命运。
李商隐所写的许多爱情诗,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爱情诗包括三部分:一是写给其妻王氏和别的女子的诗;二是悼亡诗;三是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抒怀之作。李商隐与王氏感情甚深,情投意合,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在婚后写给王氏的情诗,由于未予标明,很难识别。如《夜雨寄北》(一作《夜雨寄内》),即是诗人滞留巴山蜀水之间,想到归
期渺茫,不知何时方能归家,与妻子闲话此时心境,便写了这首缠绵往复、一往情深的杰作。《赠荷花》诗云: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这首六句七律艳情诗,是李商隐以荷花作比,写他与王氏婚后卷舒开合,天真自然,感情融洽的生活,并祝愿爱妻青春永驻,与自己相伴终身。李商隐应当还有写给王氏的爱情诗,这还有待大家去分辨。李商隐写给其他女子的爱情之作则更多一些,如《燕台诗四首》《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嫦娥》,是他写给所爱慕女子和女道士宋华阳的爱情诗。《板桥晓别》是他于徐幕返京途中与爱妓板桥的惜别之作。写给其他女子的爱情诗,还有不少是无题诗,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四首》 (前三首)、《无题二首》(其一身无彩凤双飞翼)等。《代赠二首》是他代别人所写的爱情诗。李商隐之妻王氏病故后,他写了许多悼亡诗,沉痛地哀悼和缅怀爱妻。诸如《房中曲》《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夜冷》《西亭》《正月崇让宅》《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都写得极为悲痛、凄凉。中晚唐时代的社会风尚与以前不同,从李商隐的爱情诗中可以看到中晚唐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李商隐的艳情诗中,有的并非是爱情诗。他曾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他的某些无题诗,即是借美人以喻君子的别有寄托之作。清代学者冯浩说: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玉谿生诗集笺注》)这就说明,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判断何为艳情诗,何为寄托诗,实在太难。不过,经过仔细研讨,还是能够鉴别一二的。例如《无题》(白道萦回入暮霞),可能是他暮游有感,借女子口吻,以寓身世之慨之作。《无题》(照梁初有情),是借少女在爱情上的失意,寄寓其在仕途上的失意和苦闷。《无题四首》(其四),是以东家老女嫁不售自况,表现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感慨。李商隐的类似艳情而并非爱情之作,应当如是观。
（三）
李商隐的诗歌别有滋味、情趣和神韵,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一方面,由于他善于学习、继承古代文学遗产,上至神话传说、《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齐梁体诗歌,下及杜甫、李贺等唐代诗人的作品,他都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更由于他能刻苦地体验生活,艰辛地伏案写作,因而才能突破盛唐和中唐所形成的难以超越的诗歌艺术,创造出精丽深婉、富有比兴象征和忧郁感伤情趣的新风格。他在《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诗中说:晓用云添句,寒将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岂皆然!熟寝初同鹤,含嘶欲并蝉。题时长不展,得处定应偏。南浦无穷树,西楼不住烟。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星势寒垂地,河声晓上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其惨淡经营的创作过程及其诗歌的忧郁、感伤情调,这里已作说明。具体地说,他的诗歌有如下几方面的艺术特色。
比兴象征手法是我国古代诗歌惯用的创作手法,能够起到生动而含蓄地表达主题的效果。《诗经》首创比兴象征手法,《关雎》篇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即采用比兴象征手法,描写雌、雄雎鸠鸟相依在河滩、相应鸣啼的鲜明形象,为下面君子思慕淑女作了巧妙的暗喻。所以,关雎一词就成为纯洁、美好爱情的象征。后代诗人即从《诗经》中继承了比兴象征手法,为诗歌创作增添了许多光辉。李商隐使用此种艺术手法,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为其诗歌增加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如《燕台诗四首》(其四)开头天东日出天西下,雌凤孤飞女龙寡两句,即巧妙地使用了此种手法,比喻、象征女主人公失去了爱慕的伴侣。《乱石》开头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两句,极其生动形象地比喻、象征坏人当道,为时已久。《夕阳楼》(花明柳暗绕天愁)把感伤友人远贬、感叹自己孑孤不知所向,同登楼遥望孤鸿远逝自然绾合,于即景抒情之中,寓含比兴与象征,更能起到感人的艺术效果。所以,冯浩说此作自慨慨萧,皆在言中,凄婉入神(《玉谿生诗集笺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商隐使用此法,巧妙灵活,富有变化,比其他诗人,更高一筹。
含蓄、朦胧的意境,是李商隐诗歌较高的艺术审美特征。诗贵含蓄,诗贵朦胧。自古以来,诗人多知此理,亦多如是说。可能真正付诸实践而取得卓有成就者,实在是寥若晨星。在李商隐之前,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凡两千一百九十一首诗,其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占大量篇幅,且大都写得内容充实,明快流畅,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特色。唯独他的《花非花》这首诗显然与其众多诗歌迥异,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写得极为含蓄、朦胧,别具一格。此诗在白居易诗歌中,属于感伤诗歌一类,有人认为它是悼亡诗,这颇有道理。从它使用一连串比喻赋予描写对象若隐若现、似是而非、闪烁不定的形象来看,它好像是作者曾经倾心爱慕而如今却失去了的精灵美的化身。因此,它表现出一种思慕、感伤、寻觅的深沉基调,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李商隐独创的无题诗,或类似无题诗的诗篇,尤其像《花非花》这样具有含蓄、朦胧意境的诗,寄托遥深、情致缠绵、精丽细密,如行云流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不能自已,在艺术技巧上更是臻于完美。诸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锦瑟》、《嫦娥》等,都写得颇为含蓄、朦胧,其主旨所在,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因此,历来歧解纷纭,莫衷一是。尽管如此,这些诗仍然博得诗评家的高度评价。清代叶燮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原诗》卷四)用此来评价李商隐这类诗及其他许多诗篇,也是比较恰当的。
讽刺冷隽、辛辣,也是李商隐诗歌的突出特色。他的诗大多采用历史题材,借古代君主荒淫好色、迷信神仙、贻误国事,以致亡国的史实,对晚唐皇帝重演历史丑剧给予尖锐的讽刺。如《南朝》(玄武湖中玉漏催)的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陈后宫》的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都是借南朝陈后主陈叔宝荒淫亡国的历史,对奢侈荒淫、贪恋女色、不理国政的晚唐皇帝给予辛辣的嘲讽。《梦泽》《过楚宫》也表现同类主题。
《马嵬二首》(其一)是写安史之乱,以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奔蜀,行至马嵬坡,六军同驻,逼杀杨贵妃的史实,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执迷不悟,意在以昔鉴今,引起当朝皇帝的警戒。其讽刺辛辣、冷隽,远胜唐代同类题材的名篇佳作。另外,李商隐还有讽刺别的对象的诗作,如《安定城楼》中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两句,对那些嗜好权位利禄,对伤时忧国、志趣高尚的贤士猜疑不休的权贵,给予了很风趣的讽刺,读来真是令人解颐。
李商隐还有许多名篇佳句,其中含有深邃的哲理意蕴,富有深刻的思想性,使人回味无穷。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晚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野鹤随君子,寒松揖大夫(《西溪》)、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题小松》)、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等,都蕴含有深邃的哲理,赋予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
众所周知,李商隐的诗歌用典甚多,其用典极为工切精审,凡经史子集、神话传说等,在其诗中一经使用,便被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内涵,大大丰富了诗作的思想内容,增强了诗作的艺术感染力。但亦由于用典过多,诗作显得晦涩而费解。
（四）
本书选诗150首,所选作品大都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强的诗篇,也选了个别思想性不强而艺术性较高的诗篇。
明清以来,评注李商隐诗歌的著作颇多,比较有影响的有清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陆崑曾《李义山诗解》、屈复《玉谿生诗意》、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近人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及《李义山诗辨正》。今人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较好的选本有王汝弼、聂石樵《玉谿生诗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选》等。此选以冯浩本为底本,个别文字参照其他版本订正。
诗无达诂,自古而然。尤其李商隐的诗歌,用典甚多,比较费解,这也是各家注释评说歧义纷呈的原因。元好问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之十二)其意思也是说义山诗用典过多,不易理解,尚且还没有人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诠释。本书有些注释,或征引前人的不少见解,也只能是一家之言。在注释和题解中,参考了前贤著作的一些见解,在此谨致谢忱,就不一一注明了。由于时间和个人水平的限制,书中肯定存在缺点和错误,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陆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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