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导读
/黄禄善
黄禄善，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完成国家社科研究项目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和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英国通俗小说史，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发表论文30多篇，并出版《美国通俗小说史》等专著7部、《美国的悲剧》等译著11部；先后受长江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委托，主编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域外故事会等大、中、小型外国文学丛书12套，近280种。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2018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21世纪前20年，西方通俗小说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新浪潮不断，畅销书迭出，其中大部分是女作家描绘蛇蝎美人的新型犯罪小说。这些小说专注家庭内部的非陌生人作案。种种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囚禁、性侵所引发的身体、精神创伤乃至疯狂、死亡，让读者不寒而栗。英国女作家艾琳·凯利的《毒树》（The Poison Tree, 2010）刚一问世，就被列入理查德和朱迪读书俱乐部的数字频道，后又被改编成大型电视连续剧，造成轰动；而加拿大女作家苏珊·哈里森的《沉默的妻子》（The Silent Wife, 2013），故事情节诡秘、惊悚，收获《多伦多星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多家媒体追捧；还有澳大利亚女作家李安·莫里亚蒂的《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 2014），不但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李安·莫里亚蒂还成为备受瞩目的戴维特奖得主。
不过，在上述新型犯罪小说的弄潮女中，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当数美国女作家吉莉安·弗琳。2012年6月，她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消失的爱人》（Gone Girl）。与她的前两部长篇小说《利器》（Sharp Objects, 2006）和《暗处》（Dark Places, 2009）一样，《消失的爱人》也聚焦于家庭内部某个貌似不幸但内心黑暗的女主人公。不同的是，这是一部超级畅销书。该书问世仅6个月便售出180万册，到翌年12月，已发行14版，总销售破600万册。与此同时，整个西方世界也响起一片赞扬声。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足以在西方通俗文学界掀起一阵吉莉安·弗琳飓风。许多女作家有意无意追随《消失的爱人》，相继创作了一大批类似情节、类似主题、类似女主人公的犯罪小说。读者还给这些小说取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名称家庭黑幕小说。甚至他们还将源头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黑色悬疑小说作家，如多萝西·休斯、露西尔·弗雷彻、西莉亚·弗雷姆林、玛格丽特·米勒等。尤其是本书作者夏洛特·阿姆斯特朗，被尊称为家庭黑幕小说王后。2023年12月26日，美国大型读书网站Goodreads根据读者投票，列出了20世纪中期西方最受欢迎的32部经典家庭黑幕小说，其中夏洛特·阿姆斯特朗的作品占了15部。
不过，夏洛特·阿姆斯特朗的作品的最大特色并非家庭黑幕而是社会悬疑。夏洛特·阿姆斯特朗，1905年5月2日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瓦尔肯。她的父亲是铁矿工程师，系美国公民，而母亲则来自英国康沃尔。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她入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毕业后去了纽约，先是替《纽约时报》处理分类广告业务，继而在一家会计公司当秘书，还干过一段时间的时装新闻记者。1928年1月，23岁的夏洛特·阿姆斯特朗同广告商杰克列维步入婚姻殿堂。婚后，她辞去工作，专心照料丈夫、子女的饮食起居。平和的家庭生活给她提供了大量的闲暇时间，遂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她的作品多是一些诗歌和剧本。1942年，她转入犯罪小说创作，首批推出的是以麦克·达夫为业余侦探的《下注吧，麦克·达夫》（Lay On, Mac Duff, 1942）、《威尔德姐妹案宗》（The Case of Weird Sisters, 1943）和《无辜的弗劳尔》（Innocent Flower, 1945）。尽管这三部曲含有较多的侦探小说成分，但作者关注的重点已不是以侦探为叙述中心的调查案情惩治罪犯。接下来，夏洛特·阿姆斯特朗又推出了更加离经叛道的社会悬疑小说《未受怀疑》（Unsuspected, 1946）。该小说获得极大成功，翌年被改编成电影，再次引起轰动。从此，她专注于社会悬疑小说创作，以破案解谜为线索，表现罪犯的犯罪心理，通过用多个层面反映小人物的社会重压，代表作除《未受怀疑》外，还有《恶作剧》（Mischief, 1950）、《梦游者》（Dream Walker, 1955）、《一瓶毒药》（A Dram of Poison, 1956）、《谁一直坐我的椅子》（Whos Been Sitting My Chair, 1963）等。其中，《一瓶毒药》荣获1957年美国神秘家协会颁发的爱伦·坡最佳小说奖。
《一瓶毒药》的书名，借用了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既点明了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又揭示了与这部名剧类似的爱情悲剧主题。男主角吉布森是个老光棍，在一所文科学院教授英语诗歌，并在参加老教授詹姆斯的葬礼时，邂逅其可怜的独生女罗斯玛丽。很快，吉布森对罗斯玛丽的情感从怜悯发展到了爱情，两人正式结为夫妇。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一切。在前来照顾两人起居生活的吉布森的妹妹埃塞尔的猜疑下，吉布森相信自己的妻子已经移情邻居保罗。顿时，他心如死灰，决定殉情，以成全罗斯玛丽和保罗。为此，他潜入保罗的工作实验室，偷了一些致命毒药，放入一个小橄榄油瓶中，欲带回家了结自己的性命。神情恍惚中，他不慎将装有毒药的小橄榄油瓶丢失在公交车上。于是，为了防止无辜者误食中毒，吉布森选择了报警。随后，几个当事者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开始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寻毒历险。
正是在这些寻毒历险，夏洛特·阿姆斯特朗展现了别具一格的社会悬疑写作技巧。作者彻底摒弃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破案解谜，既没有描写侦探或警察调查取证，也没有描写歹徒或罪犯落入法网；相反，她只是以寻毒为线索，描述了在人命关天的数小时之间，几个极为普通的当事者一个又一个的徒劳而返。起初，他们认为毒药瓶掉落在超市，但经过地毯式搜索，无果。之后，他们又去追逐那辆公交车，也无果。接着，他们在公交车司机的提醒下，寻觅同为乘客的金发女郎弗吉尼亚，还是无果。又根据弗吉尼亚的回忆，寻觅博特赖特夫人，依然无果。如此辗转反复，一直追踪到了画家马什、保罗的女儿和吉布森的保姆。
然而，除了上述种种令读者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悬疑，该书还展示了多个亮点。其一，揭示了战后美国民权思想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麦卡锡主义渐渐销声匿迹，但民权运动才刚刚开始。社会上一些陈旧的不平等意识，如种族隔离、女性歧视、职业限制等，还残存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时冒出来作祟。在许多守旧的人们看来，女性固然可以出来工作，但更适宜留在家里，早婚并持家，相夫教子。本书男主角吉布森即是这样一个守旧男。他向罗斯玛丽求婚，不是为了浪漫的爱情，而是出于对她长年照顾患病的父亲导致身体虚弱的怜悯，并确信，与她结婚是帮助她恢复身体健康的唯一途径。后来，他发现罗斯玛丽移情邻居保罗，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捍卫自己的婚姻，而是担心自己离婚后罗斯玛丽不能如愿嫁给已归属天主教的鳏夫保罗。凡此种种，凸显他和罗斯玛丽的结合实际上是一场商业交易。
其二，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毒舌妇。埃塞尔是吉布森的妹妹，也是推动整个藏毒、寻毒故事向前发展的导火索。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环境中，缺乏同情心，而且多年的独居生活也助长了她唯我独尊的强势个性，看什么都不顺眼，且言语毒辣。在她眼里，世界充满尔虞我诈，人人都是兽性集合体。为此，保姆生性撒谎、喜好偷窃；年轻人总是神气活现、自以为是；金发女郎则表现得轻狂放荡、卖弄风骚；而比吉布森年轻得多的罗斯玛丽，也必定更喜欢英俊、帅气的保罗，因而她极可能早已与保罗有染，甚至可能会蓄意制造车祸来谋害吉布森。如此充满主观臆断的喋喋不休，居然让吉布森放下了所有戒备，相信罗斯玛丽真的移情保罗，并由此心灰意冷，准备殉情。
其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黑色幽默。故事一开始，读者便沉浸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情期盼中。但经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人物出场，以及种种过山车般的寻毒过程演绎，他们不仅发现毒药瓶近在咫尺，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误食遇害。在此期间，一行当事者对无意识自我、本我、超我的议论，又深深触动了吉布森和罗斯玛丽，尤其是吉布森，他放弃了宿命论的固有观念，打算同命运抗争，由此，悲剧变成喜剧。该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哲理小说，或家庭伦理小说。
总之，夏洛特·阿姆斯特朗善于将通俗小说的创作技巧与严肃小说的重要元素相结合，既是营造紧张悬疑的高手，又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她的《一瓶毒药》展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胆想象力和巧妙情节构思。深刻的心理分析、成功的氛围渲染、自然优美的文字、发人深省的理念，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这就是该书荣获备受瞩目的爱伦·坡最佳小说奖之所在，也是夏洛特·阿姆斯特朗被尊称为家庭黑幕小说王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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