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念：组织范式的转变陈春花秦子忠_陈春花秦子忠_9787111781325

五百年前，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利益zui大化为目标的科层化组织涌现，但今天这类组织却面临解体或转型的挑战。传统组织出路何在，未来组织形式何如?
本书综合哲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围绕如何整体认识世界、组织如何发挥功能以及组织的演化路径展开。作者深入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形式的演变，并立足于数智革命驱动现代世界体系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与工业时代不同的组织管理观，强调组织需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内外协同共生。
在组织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组织的深层变化，感知自身的行动选择及其影响，并呼吁读者与世界共生，共同寻求创造性的贡献，推动组织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序　言
2012年，我（陈春花）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西湖厅和三位来自深圳的企业家交流时，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互联网到底会给制造企业带来多大的影响？
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市场发生了许多极为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优酷与土豆突然合并；百度、360、腾讯、阿里巴巴、网易、搜狐、小米等相继进军移动终端（智能手机等）市场，雷军说小米要用做互联网的方式来做手机，不靠硬件赚钱；唯品会、欢聚时代成功上市，而阿里巴巴、盛大退市；天猫、淘宝双11商品交易总额创下纪录，电商呈现出井喷的发展态势；微信用户量快速增长，赶超微博已成定局；苏宁、国美加速转型，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等等。
这一年，随着贴近市场与终端的互联网产品的丰富和发展，新型互联网企业快速崛起，很多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陷入集体焦虑。寻找与互联网时代共存的解决方案，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是传统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全新挑战，也是管理学者要面对的挑战。这一年，我把这一挑战内容确定为自己未来的研究主线。
托马斯·西贝尔（Thomas Siebel）认为，在管理学领域，模式识别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即从各种环境中看透复杂表象，发现内在基本规律的能力。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已广泛渗透至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我所关注的企业组织发展领域，这些技术带来了各种冲击，其影响和所遵循的规律又是什么？我们需要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从而做出相应的决策和选择。
2012年，我开始走访腾讯、小米、京东、阿里巴巴等公司，并观察深圳、杭州、广州、成都等地基于互联网创业的新兴创业群体。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跟踪研究新兴互联网企业与传统转型企业，并出任一家大型传统农牧企业新希望六和的CEO，由此开启了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观察与体认。与此同时，我沉浸在科学发展、生命与社会变迁、哲学思潮演进等领域的文献海洋中，探寻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企业成长方式。
在2012年至2023年的12年里，随着对外部世界变化认知的深化，以及模式识别能力的提升，以下一些重要概念或者认知帮助我做出了相应的选择，并推动我们找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之道，更促成我与秦子忠老师一起撰写《共生理念》。本书试图从组织发展的底层逻辑出发，揭示面向未知世界之时组织成长的内在基本规律。相关的重要概念或者认知如下所述。
共生功能体
也许是命运使然，在寻找新的思考视角时，我遇到了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多里昂·萨根（Dorion Sagan）写的《倾斜的真理》，其中的共生和进化引起了我的兴趣。2012年前后，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深陷虚实之争，前者认为自己是来颠覆后者的，而后者也担心自己被替代掉。虚体经济与实体经济被置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中，似乎只有你死我活一种生存方式。但是，是否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呢？马古利斯的结论给出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共生。
《倾斜的真理》一书的第二篇共生和个体性尤其令我感兴趣。这部分内容对我来说很新鲜。马古利斯得出的结论是：现今生物细胞中的一些组分在历史上曾经是自由生活的细菌，比细菌大的生物都是通过细菌菌体合并而共生起源产生的超级生物体。所有真核细胞都是由至少四种不同细菌合并构成的复合体。第一种细菌是接纳其他细菌的宿主细胞；第二种细菌演化为作为生物能量工厂的线粒体；第三种细菌变为叶绿体；第四种细菌变为中心粒-毛基体。这一切将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正在试图理解物种起源之前的世界。
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细胞？一个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身上大约拥有37万亿个细胞，但是，如果算上与人体共生的古菌、细菌、真菌、原生生物，一个人身上其实有比37万亿大约多一倍的细胞。随着科学技术与科学仪器的进一步发展，如今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多细胞生物和一些单细胞生物都存在于某种共生关系中。这促使生物学家形成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它不同于过去认为植物和动物带有微生物群落的认知模式，而是强调不同的生物都是一个统一的超有机体的微小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协调，构成共同进化的共生功能体（holobiont）。
马古利斯在创造共生功能体一词时深受两个案例启发：线粒体和叶绿体。线粒体存在于几乎所有真核生物中，通过分解葡萄糖、蛋白质、脂肪等产生能量。叶绿体存在于藻类和植物中，并参与光合作用。有文章称，在大约二十亿年前，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前身都曾是独立生存的细菌，以独立的身份和细胞打交道，而如今，细胞却成了它们的宿主。
马古利斯的研究发现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即生物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协作占领地球的。这是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进化论不同的共生进化论，强调适应和协作的共生机制。马古利斯倡导的盖娅假说，是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E.拉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以古希腊女神盖娅的名字来命名的，隐喻着她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个新的、具有稳定性的实体。生命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不只是通过消灭其他生命形式来实现的，也可通过相互适应来实现。生命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而是能够主动形成和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或者说，生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环境。盖娅假说与达尔文主义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达尔文主义遵循的是生存竞争的进化机制，强调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个体或者基因；盖娅假说遵循的是适应和协作的共生机制，强调生物界共生的整体进化观念。
有意思的是，1966年，马古利斯试图发表她关于复杂生命进化问题的观点性论文《关于有丝分裂细胞的起源》时，遭到了15种科学杂志的拒绝。当她的文章最后在《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上发表时，批评接踵而来一种全新的、关于生命进化的叙事结构无法被接受。但是马古利斯仍然坚定地推进共生进化理论，在她看来，即便是在研究领域，她也认为科学是一种要求许多有天赋的人参与的、本质上具有灵活性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无论是深刻的见解、发明还是世界性的新发现，单独的个体都不可能完成这一壮举。马古利斯的许多著作都是由她和她的长期合作者她的长子，哲学家多里昂·萨根共同完成的。马古利斯严谨的科学研究，让叙述具备了坚实的说服力；而萨根凭借其哲学家的洞察力，让叙述具有人文气息和穿透力。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马古利斯的如下观点愈加令人信服：作为生命史上一次重大的进化过渡，真核细胞生物的出现是共生起源的结果。而我们也从此开始真正理解生命本身的稳定性和整体性。
2023年1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利弗休姆共生功能体研究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Holobiont）创立，其核心成员均是共生功能体这一新认知模式的支持者。
间断平衡
在与生物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了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该理论由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奈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于1972年提出，强调生物的进化是渐变与突变、连续与间断的统一。
古尔德以间断性化石证据为背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重新解读。达尔文对生物进化持渐变论的观点，他认为生物个体在长时间的演化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异累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物种或新的亚种。按照渐变论的观点，一个新物种的化石应该有一系列连续的记录，但是在已经发现的大约2亿块化石中，却找不到一些物种有关渐变记录的化石。关于化石证据缺失的问题，达尔文认为是化石记录不完善造成的。
但是古尔德认为，化石证据缺失本身就是证据，表明进化是一个突变的而不是连续渐变的过程。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生物的进化不像达尔文所言是一个缓慢的连续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渐变与短暂的、突变交替的过程，因而在地质记录中留下许多空缺。间断平衡理论并不否定渐变论，只是强调生物界不但有渐进式进化，还有在某种作用下跳跃式的加速进化，在物种建立之后又进入稳定的渐变。间断平衡理论强调变异的随机性和地理隔离对物种形成的必要性。它认为形成新物种的原因是个体突变，而突变是无定向的。只要对适应无害（即中性），就有可能闯过自然选择这一关，进而形成新物种。换言之，进化的过程是跳跃与渐进相间的，不存在完全匀速、平滑、渐变的进化。所以，有学者认为，进化的间断性使物种具备了四个周期性特征：出现、繁荣、灭绝、重复。
之所以试图理解间断平衡理论，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让我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进化产生影响的视角。尤其是间断平衡理论认为，大进化机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因素所致。受其启发，我们可以把数字技术理解为导致社会进化突变的因素。
我们以通信行业为例。曾有人问以太网的共同发明人、梅特卡夫定律的首创者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 Metcalfe），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杀手级应用程序（killer APP），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永远在线，即随时、随地、随意地连上互联网。当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他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你时，你的生活意义又将如何被界定呢？永远在线已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我们见证了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的巨变；见证了新能源汽车的崛起、燃油汽车的窘境，以及汽车行业的重新洗牌；见证了短视频媒介出现带来的个人直播对商业终端的冲击，以及行业全新竞争格局的重塑；更见证了人们行为的变化，一个人的数字行为成为其生命的核心痕迹，并决定着他价值创造的可能性。
托马斯·西贝尔认为，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处在一场进化间断当中，见证着21世纪前期企业界的大灭绝。自2000年以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2%的公司宣布破产或被收购、兼并。据估计，目前约40%的公司会在未来10年内倒闭。伴随着这些公司的消亡，我们看到一大批创新公司正在茁壮成长。所以，在与传统企业的交流中，我会强调企业必须选择数字化转型，因为其决定着企业或繁荣或消亡。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说过，生物学赋予了历史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生命即竞争。竞争不仅限于经济活动，它还是生命存在与延续的核心动力，贯穿于生命进化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合作是真实的，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第二个教训：生命即选择。我们生来就是被动的和随机的，自然偏爱差异性。第三个教训：生命必须繁衍。自然极其喜爱大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众多挣扎者中的少数幸存者，但与个体相比，自然更喜欢群体。他最后总结道：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历史又给了我们体认生命共生的另一个维度。
后工业社会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经预告第三次浪潮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根本性变化。这对新技术带来社会变化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反响，也让我特别关注到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研究。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首次系统阐述的。贝尔研究了在不断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背景下，人类经济结构的发展历史，以及隐藏在这些结构之下的哲学思想的演化过程。
该书的第三章知识和技术诸方面：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结构引发了我很多思考，也帮助我理解了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提出的知识社会。该书第三章集中讨论了知识和技术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社会的结构。贝尔首先指出，社会的变化正在加速，社会的各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两者是讨论知识和技术时的关键概念。他认为，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以多种方式推动着社会发展。技术的变革决定了经济的创新与转型，而这种技术变革基本上是组织层面的，即涉及更好的方法和组织结构，从而提升了新旧资本的效率。在知识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下，知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阶层兴起，形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
贝尔以工业社会模式为基准，概述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区别。在贝尔看来，前工业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史，在这个阶段，人战胜自然，生产过程由人来完成。但人受限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高度依赖于自然，主要的稀缺资源是土地，拥有土地资源的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工业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的加工，生产过程主要依靠机械来完成，人类的活动节奏机械化，一切按照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进行配置。在这种社会模式之下，主要的稀缺资源是资本，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构成单位，企业管理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服务，生产过程由信息推动，知识是最主要的资源，数据成为资产，知识工作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经济层面，由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二是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三是中轴原理方面，理论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们是推动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源泉；四是未来方向上，要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五是决策制定上，要创造并应用新的智能技术。这五个方面的变化正是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模式根本性转变的体现，这种转变将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
当今时代，知识的传播和获取方式、人类的沟通和娱乐方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以及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时，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个人电脑、互联网、个人终端、移动终端、在线社交等都尚未出现，然而今天，他所预测的正在一一成为现实。一方面，贝尔能做出如此准确的预测令人惊讶；另一方面，他的后工业社会理念是令我改变认知的关键，促使我关注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并积极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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