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中国后期文人画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欲揭橥明末清初视觉文化的传脉，有必要对信札书简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色略作回溯。王时敏所处的17世纪，正值中国印刷文化的鼎盛时期，身前留下“尺牍”二卷共九十八通，由《王烟客先生集》、《西庐家书》一卷十通、《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三十余通、今人整理的《王时敏集》悉数收录。不论是阅读，或是透过展览橱窗观赏王时敏手札，都容易忽略雕版书籍在知识界打开的公共空间与个人书写在文化精英圈建立的私密空间的叠交关系。王时敏身处明清之际这一时代的重要性，通过书札与印刷文化的互见，相得益彰。这也有助读者了解为什么董其昌之后，由王时敏主盟，“四王”的正统能对大江南北的画坛形成三百年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