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人类集体活动的产物，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揭示了自然宇宙之原理，也阐述了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活动之规律，从而成为管理所需要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过程，也是管理目标与人生目标统一和实现的过程。本书试图从打破目前对管理学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性的认识出发，追根溯源，分析（现代）管理（学）的中国文化渊源，发现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及传统复归，进而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和灵魂的中国管理学做些探索。本书认为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统一，是理论与应用的融合与统一，是思想与方法的融合与统一，也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统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中国管理学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元论”在管理学领域的体现。

管理是人类集体活动的产物。为了实现集体目标，首先要协调组成集体的每一个成员的行动，协调成员的思想和意识；而为了协调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就要了解人类思想和意识产生与变化的缘由和规律。因此，管理既是“管控”，又是“理顺”；既是据“理”管控，也是管控入“理”。而管控本身就需要“理”，“理”即管控之魂。也就是说，不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学的研究，也不论是把管理看成一种思想，还是把管理看成一种艺术，都要先把握贯穿于管理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揭示了自然宇宙之原理，也阐述了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活动之规律，从而成为管理所需要的“理”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过程，也是管理目标与人生目标统一和实现的过程。 目前人们所说的管理学，主要是西方管理学，而且是西方的企业管理学，而且是泰勒制以来的西方（科学）管理学，既没有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管理学研究和成果，也几乎没有考虑与包括国际管理（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管理）、国家宏观管理（治国平天下）、政府管理、军事管理、事业单位管理、社会团体管理等在内的非以实现利润为目标的组织和单位相关的管理学研究和成果，甚至没有考虑存在和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中西方管理学的研究和成果。这导致了以下问题和后果。第一，逻辑与历史不统一。似乎管理特别是管理学过去没有，是在西方工厂化生产后突然产生的“天外来客”。第二，理论与实践不统一。似乎过去的人都在“胡打乱撞”，没有对管理学理论的研究——中国的中庸之道不属于管理学，西欧的东印度公司也没有管理学理论的指导。第三，存在与思维不统一。似乎过去的管理实践都是在不思考，不分析，不审时度势，没有考虑组织、计划、协调等，没有考虑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情况下进行的；似乎过去人们对包括政府、军队、企业等在内的组织的思考都不属于管理学。第四，科学与人类不统一。似乎科学是科学，人类是人类，科学不是人类（所做）的科学，而是对自然的研究，而对自然的研究不是“人”进行的；似乎对人文社会的研究都不是科学，都是不科学的。这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以话语权代替真理，以所谓的科学代替真相的说法和做法，不仅给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也造成了自身的迷惑和自相矛盾；不仅导致“管理学非科学”的疑问，也造成了类似“管理理论丛林”的各学科“丛林”；不仅使管理和管理学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更会造成公司倒闭、危机频发以及“文明冲突”“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丛林本是各种树木共生共长、相互依存的一种生态系统，在学术上可以体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统一、相互支撑，但在“管理理论丛林”中，此“丛林”非生态系统，此“百花齐放”非百家争鸣，而是丢掉了生态平衡的本意，失去了相互启发和借鉴的效能，演化出了公公、婆婆的自说自话，盲人摸象的固执己见和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这在表明一些人缺乏格局和造诣，不了解历史，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华文明，实际上也不了解管理，不了解管理的本质的同时，也表明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需要打一场持久战，构建真正解决人类问题、实现管理和人类目标的管理学需要正本清源，“重打鼓，另开张”。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原则方向、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的又一次重要讲话，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开放和包容的文化，不拒绝任何进步和先进的思想和文明，那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显然这既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故步自封，而在于中西文化不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文化不同意味着灵魂不同，灵魂不同意味着看法和做法不同，意味着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当然也就意味着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目标、方法、逻辑等不同。这种不同如果只是爱吃咸的与爱吃甜的，喜欢冬天与喜欢夏天的区别，就只是个人的事情，不必计较和干涉；但如果这种不同涉及是以利为本（唯利是图）还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是胜者独食、侵略掠夺的零和博弈甚至损人不利己，还是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是穷途末路的“增长的极限”，还是持续发展的光明未来，这显然不是研究者一个人的事情，而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探究。 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真相学和西方的现象学。真相是现象的本质，现象只是真相的表现形式。人有多个层次和维度，科学研究也有多个层次和维度。从现实看，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目的是通过现象揭示真相，指导人成为真正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让人逐渐堕落为“为食亡”的“鸟”，让人类成为“为财死”的普通动物；科学管理的目的应该是实践和检验管理科学研究的成果，以是否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为评价标准，发现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因此，包括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要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观，树立既见木又见林的整体观。虽然社会科学不能脱离社会，避免不了“主观”和习惯，但“主观”并非都错，习惯也不一定全误。儒家文化向来讲究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第1章）；道家文化提出通过“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而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1章、第42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是否揭示和符合相关领域的真相的问题（自然科学其实也是如此）。即便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既不是数学模型说了算，也不是实证和循证说了算，更不是门生弟子多的专家说了算；既不是利润增加说了算，也不是GDP增长说了算，更不是野蛮和霸权说了算 —是“人”说了算：是让所有人生活得越来越轻松、幸福，而不是让人类不断分层和分化；是将人培养成真正的人，而不是使人堕落成“为食而亡”的动物；是实现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造成人的畸形存在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视。简而言之，是实现了“三赢”而不是仅仅实现“单赢”或“双赢”。这应该是判断所有思想、行为和研究结论、政策建议是否正确和科学的标准和依据，也是判别一个人是专家还是大师的标准和依据。 宇宙人生的真相早已经被古圣先贤揭示，体现为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虽然掠夺和生产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真正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从管理学的角度讲，虽然一些人已在研究和证明人的核心作用，研究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在西方主要是企业）的管理问题，研究由人的“测不准”导致的管理的“丛林（权变）”，研究和证明人性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创立了行为科学和实验科学，但这千转百折、点滴突破的过程除了伴随无数次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战争，造成了西方的制度性愚蠢之外，至今也没有，按照目前的思路将来也很难真正地解决管理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当然也包括人类管理问题的真相。如果说《道德经》既揭示人的本质又揭示自然的本质，那么，《大学》《中庸》至少解析和阐明了人生与人性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关于人（人类）的文化；也正因如此，西方要从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联合国总部大厅悬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横幅。这些不仅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前瞻性和智慧，更说明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 为此，我们试图从打破目前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性出发，追根溯源，从管理和管理学的产生入手，分析现代管理和现代管理学的中国文化渊源，发现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螺旋式上升及传统复归，进而为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管理学做些探索。 我们知道，管理问题虽纷繁复杂，但从实践到理论，从古代至现代，从国内到国际，无不是“人”的问题，无不是宇宙人生问题，无不需要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智慧来解决。为了体现系统性，同时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在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重新审视管理以及管理学、管理思想、现代管理理论等，展现管理和管理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最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设想和思考。当然，这种表述方式也有不足之处，“如果人的贪婪和嫉妒之类的罪恶是通过系统培养而形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只能是完全丧失智力。一个人受贪心或嫉妒心驱使，就会失去认识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全貌的能力。 ”即没有体现管理的“融合与统一”，因为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统一，是理论与应用的融合与统一，是思想与方法的融合与统一，也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统一。

冯彦明，河北井陉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五道口）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成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副主任，北京区域经济学会理事。曾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国家林业局项目等10余项，在《经济学动态》《现代日本经济》《区域经济评论》《经济日报》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教材等20余部。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坚持守正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为核心和灵魂，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的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管理学（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

第一章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第一节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 3 第二节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 6 第三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 7 第四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7 第二章 重识管理 29 第一节　管理实践的产生 31 第二节　管理关系的构成 35 第三节　管理的权力基础 42 第四节　管理的目标 46 第五节　管理的属性 50 第六节　管理的含义 53 第三章 传统管理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1 第一节　关于管理学范围的确定 63 第二节　关于管理学的产生 65 第三节　关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任务 71 第四节　关于管理的本质 74 第五节　关于管理的主体与客体 79 第六节　关于管理学的目标 85 第七节　关于管理学的特点 89 第四章 传统管理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5 第一节　管理理论与管理思想的关系 97 第二节　管理科学还是管理艺术 103 第三节　学术（管理学）研究：既要直观也要反观 107 第四节　西方管理思想中的自相矛盾 111 第五节　中国管理思想与实践的“一以贯之” 125 第五章 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3 第一节　现代管理与现代管理理论的界定 135 第二节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 137 第三节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 155 第四节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研究 172 第六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灵魂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 189 第一节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191 第二节　中国特色管理学的任务 204 第三节　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学科定位 208 第四节　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前景：塑造新商业文明 214 后　 记 245

第四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在中国文化中，大家信仰的是天人合一的一元观，实践的是道法自然和实现天人合一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生活，所有这些都是自发、自愿和自主的行为，既不是为了赎罪，也不是为了见“上帝”。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等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审判人，实际上相当于当今的教师，这些“教师”经过学习（修行）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证得了正知正见。无论如何，他们奉行的是“君子如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是随缘教化而非强迫接受，是教育人们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不是成为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和主宰对错的裁判。从另一方面讲，中国文化教导的是“自作自受”，每一个人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正像现代人所说的，人的心胸有多大，事业就会有多大。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真正科学的文化。西方现代管理不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还是法约尔的“职能管理”，不论是霍桑实验还是系统、决策，虽然试图摆脱宗教“救主”思想的束缚，实现 “人本”的革命，但由于这种摆脱没有建立在对人类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正知正见）的基础之上，结果会导向“人类优先”和“人种优先”、物竞天择的思维模式。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元论 《道德经》第 42章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表明万物归一，万法归一。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不是哲学上的二元论，而是一元论，是一体论，这与西方二元论，甚至多元论的认识论不同。这种情况反映在对“人”的认识上，就形成了西方的简单的自利者和中国复合的一元体的区别，也就形成了西方的“双标”和中国的一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差距。 从形而下的角度讲，中国文化中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但其在本质上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体，是个人与社会（人类）的统一体，是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体，也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人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智慧的存在；人不仅仅是个人，也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自然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总和。 所谓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即在中国人眼里，整个社会凡圣同居，人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就是逐步修正认识、完善自我、实现去凡入圣即达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君子不器”之境界的过程。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教之道，贵以专”，因此只有通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圣人为腹不为目”才可达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境界。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过程就是由凡入圣的过程，就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所谓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亦即天人合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 物之母”，故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真正了解天人合一之理，只有“常无欲（知止）”即一念不生方可“观其妙”，“常有欲（贵以专）”即一念不灭方可“观其徼”（《道德经》第 1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所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亦即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一方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一方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一方面，从诚意正心修身开始，以达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界；另一方面，“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所谓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亦即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同源同宗，既非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也非思维决定存在，意识决定物质，就如既非手心决定手背，也非手背决定手心，手心与手背互为存在的条件，同存共亡。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 2章），不论是从现实的某一时点观察整个人类，还是从人类的整个历史中观察任何一个人，都既不存在无物质（存在）的意识（思维）活动，也不存在无意识（思维）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本来互为一体，没有思维不称其为人，没有存在（身体）也不能成为人。一些人或者认为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思维），或者认为意识（思维）决定物质（存在），这都没有解释清楚两者的关系，当然也解决不了这两者的关系问题，这就为现实世界留下了后遗症。比如一些人表面上信奉存在决定思维，实际上又践行思维决定存在，有意无意地把一个哲学的物质概念“空降”为一个物理概念，把反映和体现人类智慧的慧学降低为与文史理工等其他十二大学科门类地位相同的哲学学科，也使一个智慧的人（人类）“堕落”为“为食亡”的普通动物，造成了当今个人畸形发展、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悲剧。 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神学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甚至不是哲学问题，而是人类的智慧（认识）问题，其答案是了解人的多维一元本质的钥匙。现代量子力学为我们打开了重新认识人类和世界的大门，使我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关系，证明中国圣人的睿智和中华文明的智慧。比如，传统物理学认为可以通过制造出一种足够精准的计量工具来测出一个物理系统的长度、温度或质量，要测量的物理系统是独立于测量工作而存在的，即即使停止测量，该系统的物理性质如长度、温度、质量也是不变的，除非发生有限的热胀冷缩或者其他被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是可测的；光速是绝对极限，没有，也不可能有超过光速的物质运动。但量子世界的发现意味着这样的认识必须改变：一是宇宙万物都存在着“测不准”这个特性，量子系统的精确测量不仅在实践中不可能，而且在物理上也没有意义；二是“双缝干涉实验”告诉我们，人与物不是相互独立的，有观测者和没有观测者的最终观测结果是不同的；三是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不仅距离不是问题，而且光速也不是极限。《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还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所蕴含的道理似乎与颠覆常识、引起西方认识和物理学革命的“测不准定理”、量子纠缠异曲同工。 人的多维一元不仅包括上述四个方面，而是有无数个方面。既然万物归一，也即天人合一，“人”是“天”即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人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也具有所有客观实在的特性，同时与其他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此情况下，观者的存在就不可能不对被观者造成影响。中国文化一方面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谓酒逢知己、话须投机、饮茶对人、治病对时；另一方面要求认识主体即个人尽可能遵循中庸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体关系，反过来也表明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被观的世界形成了某种相互关系。 既然万物一元即同质，量子纠缠就是常规，光速就不是极限，而极限是意识的产物，意识也才是速度的极限。传统哲学讲究因果联系，没有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同因将有同果，同果必然同因。《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道德经》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中国民间也讲千处祈求千处应，都是同一道理。 从好的方面讲，现代科学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所有科学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我们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从地球中心到太阳中心的转变，现在认识到太阳也不是中心。再如，在狭义相对论提出以前，我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各自独立的绝对的存在，牛顿经典力学和经典运动学只考虑了“空”而未考虑“时”，也就是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次提出了时空的概念，认为时间和空间都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它们的整体——时空。显然，在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因素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不过，一方面，时空显然不只是四维，而是与人的意识相应，有无数维；另一方面，这里的时间与空间相对于观者“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外部的存在，观者没有与时空融为一体。这也可能正是相对论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相对论中，虽然有了时空的合一，却没有把观者“人”合并到时空之中，没有把人也看成一种“时空”的存在，没有“看到”观者与其他的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实际上，在这里，爱因斯坦所说的时空仍然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观者来说的。如果我们把观者也放进这一时空之中（实际上其本身就在这一时空之中），科学将会是另一种景象。 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既缺乏反观，更缺乏通观，而只有直观。所谓缺乏反观，就是没有看到所有的研究都是人做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研究，都首先是解决人的认识问题，而所有问题的解决也都是人的认识提高的结果。所谓直观，就是只着力去分别所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的事物和现象，只是想去解释世界，而忘记了解释世界的目的是利用和改造世界，利用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人。我们很多人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连自己都改造不了，何谈改造世界？正像《道德经》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所谓通观，就是把“观”的主体与客体融合起来，特别是要把主体的人融入客体的物和现象之中，同时把客体的物和现象与主体的人联系起来考虑。《大学》要求诚意正心，亦即知止，因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说明了人与物的统一。传统物理学既没有看到人自身，也没有看到人与物的交互作用。由于缺乏反观，所以不知道有通观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未发现有通观的作用，人从而忘记了反观。量子力学的产生，使人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区别开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很遗憾，宏观微观本来一体，也遵循着同样的法则，由于对微观量子世界和宏观宇宙的研究都浮于表面，所以只能发现一些与现有的思维及模式相适应的相对现象和所谓的规律，而不能参透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