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福利国家制度作为一种传统的福利政策体系的地位正在被逐步撼动。一种用货币收入（而非实物）支撑公民基本收入的福利制度得以复兴。 欧美乃至全球的福利国家都在进行深刻地反思：反贫困战略的本质是让贫困阶层自主形成工作积极性，融入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体系中，通过自食其力摆脱赤贫状态，从而彻底改变以往的福利政策低效问题。在这种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体系中，国家不再是收入分配中起主导地位的一方，还会在尽可能少地干预自由市场运作的情况下履行这一职责。这一新制度或许能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找到突破口。

一部用现金代替公共服务的反贫困战略演进史 彻底颠覆你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认知 从实物再分配到货币转移支付，究竟哪个能帮助人类摆脱贫困。在自动化、人工智能化的时代,如何提高贫困阶层工作积极性。欧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现金津贴取代实物福利促进福利市场化。国家不再是福利政策运作的指挥官，现金转移支付推动福利体系高效运转。

安东·耶格尔（Anton Jager），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发表了大量关于民粹主义、基本收入和当代民主危机的文章。 丹尼尔·萨莫拉·巴尔加斯（Daniel Zamora Vargas），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引　言　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 第一章　反神话 第二章　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和“贫困货币化” 第三章　现金胜利：“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 第四章　战后欧洲的“后工作主义”政治 第五章　回顾历史后的全球发展反思 结　语　技术民粹主义时代的“基本收入” 致　谢 参考文献

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任务要困难得多：如何在不减少福利的情况下摆脱‘福利国家’制度……没有‘福利国家’制度，我们如何能享有福利呢？” ——亚瑟·肯普（Arthur Kemp）， 《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 “金钱是需求与客体之间、生活与生活手段之间的媒介。”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200 美元。这是 2020 年 3 月下旬美国公民在个人银行账户收到的支票金额，这些支票从华盛顿寄出，上有总统本人签名。这笔转账无任何附加条件，收款者可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就在四周前，各州开始停止经济运行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数百万人已因此失业并欠下债务，医院和疗养院人满为患。与此同时，金融恐慌席卷股市，企业开始遣散员工或进行大规模裁员。如同一场慢动作的火车相撞，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数以百万计的人从车厢中掉了下来。2020 年 3 月 28 日，白宫决定采取一项引人注目的回应政策：向每位美国人发放 1200 美元的支票，直接汇入私人银行账户。 随 着 美 元 的 涌 出， 一 名 记 者 采 访 了 比 利 时 哲 学 家 菲 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在过去 40 年中，范·帕里斯稳步确立了在分配、社会公正和福利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他是“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创始人兼现任主席，还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演说家。记者的问题看似简单：“这是范·帕里斯试图描绘的通往永久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道路吗？这笔金额是否够高且足够持久？ 范·帕里斯曾担任法语鲁汶大学胡佛教席（Hoover Chai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la-Neuve），现已退休，他谨慎地回应道：作为一项短期救济措施，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纾困金”与自己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一直推动的“基本收入”相去甚远。[1] 他声称，“在过去 40 年里，我已学会不要过于兴奋”。毕竟“‘基本收入’的想法在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中均已出现”，经济学家呼吁“为人民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政客们则暗自将其纳入政党纲领。《维生经济法案》（The CARES Act）? 是一次性救助，然而这些政策（确实）有一个最受欢迎的优点：它们“帮助……我们认识到，如果有永久性‘无条件基本收入’，我们的社会经济将能更好应对此等挑战”。[2] 范·帕里斯确实有理由保持乐观。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短暂沉寂之后，在过去 15 年中，他的“基本收入”提案从印度到美国阿拉斯加，再到他的家乡比利时，均实现了强势的复兴。在特朗普向美国公民发放 1200 美元支票后，多数欧洲国家扩大了对失业人员的救助；博索纳罗总统扩大巴西现金转移支付机制力度，以帮助本国最贫困的公民。 早在出现新冠疫情恐慌之前，民众便对“全民基本收入 ”（UBI）热情高涨。范·帕里斯的提议被认为是向全体公民提供无条件的、持续的、普通的补助金，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提议在存在政治分歧的两党中持续掀起浪潮。20 世纪60 年代初，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人共同在美国展开一场全国性辩论；20 世纪 60 年代末，这一提议跨越大西洋传入欧洲；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它已通过发生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国的全国性辩论传播开来，并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初次辩论后在英国迎来复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1986 年“基本收入地球网络”的成立，这一提议传遍全球。在近 30 年后，它开始活跃于政党、智库、社会运动、政治家、哲学家、社区活动家和商界领袖的议程上。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 hristopher Pissarides）等右派人士都对其取缔过时国家官僚机构和严格工资法规的能力表示赞赏。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保罗·梅森（Paul Mason）?、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托尼·内格里和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nis Varoufakis）则称赞其超越职业道德的雄心壮志，这些职业道德如今已被自动化和数字化的进步所淘汰。它在各方面获得众多赞誉：“人类旅程下一步的实用商业计划”（杰里米·里夫金）；一种“使饥饿和依赖成为过去的技术”（德斯蒙德·图图）；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称为“新式社会契约”。所有人都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现在是“一个时机成熟的想法。” 显然，在这些讨论中，关于该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基本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纵观过去 40 年积累的有关“基本收入”的大量文献，这一理念的起源本身很少成为系列研究或独立研究的对象。除范·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彼得·斯洛曼（Peter Sloman）?、布莱恩·斯特因兰德（Brian Steensland）和沃尔特·范·特里尔（Walter Van Trier）等杰出人士外，我们对“全民基本收入”时代的确切驱动因素、原因和来源的研究仍相对不足。这一理念的多数支持者将提议追溯至早期的现代思想家，如胡安·路易斯·维韦斯（J uan Luis Vives）、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他们开创的这一传统，由孔多塞（Condorcet）、托 马 斯· 斯 宾 塞（Thomas Spence）、 夏 尔· 傅 立 叶（CharlesFourier）、托 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延续下来。在这一悠久而可敬的传承中，“基本收入”理念从一个时代无缝跨越至另一个时代，体现了人类有关社会公正的永恒理想。 然而此种柏拉图主义理念也带来受害者。由于该理念倾向于“具体化原则”并“‘追求’普遍性”，因此，先前的救助提案与我们目前对“基本收入”的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变得模糊不清。在人们看来，莫尔和维韦斯的提案是实物救济措施，很难与 20世纪后期盛行的现金救济相提并论。尽管潘恩确实希望用金钱支付农民报酬，但他的目标是巩固土地所有权，以促进法国大革命后财产的进一步民主化。这些提案中的多数还将补助的领取条件与严苛的工作要求联系起来，而这与“免费资金”模式相去甚远。过去的 20 年里，关于基本收入的“发明历史”的大量文献，忽略了当前和过去版本间补助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且基本没有告诉我们最初构思这一想法时所伴随的“政治无意识”? 或“合理性结构”。[3] 这种姗姗来迟的现象很好解释。直至 20 世纪中叶，农业经济严格限制了我们对补助金制度的思考。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那些古老的话语体系才开始在思想和物质层面受到侵蚀。此种变化的产物便是“负所得税”，这是弗里德曼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首次提出的设想。该提案旨在通过财政系统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人们可自动从国家领取金钱补助，而不必纳税，基本上无须国家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仅改变收入分配（而非通过公共工程或社会保障体系）即可解决贫困问题。 作为一名在曾施行“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工作的年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打破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福利经济学原则，其中包括许多早期福利制度中隐含的行为控制机制。从政策实施角度来看，弗里德曼的提案显然过于异常。建立于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的“福利国家”一改战前对“自由放任”的执着，并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完全从市场中移除（包括就业条款）。然而正如弗里德曼的提案所证明的那样，有一些方法可提供“最低限度保障”，同 时 不 妨 碍 市 场 运 作， 正 如 弗 里 德 里 希· 哈 耶 克（Friedrich Hayek）于其 1944 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中所指出的： 如果我们为金钱而奋斗，那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广泛的选择，使我们得以享受努力所带来的成果…… 如果所有奖励不是以金钱形式提供，而是以公共荣誉或特权，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地位，更好的住房、食物、旅行或受教育机会的形式提供，这仅仅意味着受救济者不再被允许选择。而决定奖励的人不仅决定奖励的大小，还决定享受奖励的具体形式。 哈耶克的观点很明确：实物形式的集体供应将永远保持潜在的主导地位。正如他所说，金钱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而在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 的另一边，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提出过该提案的一个版本，尽管它吸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整体政策采纳程度很低。 简而言之，这一提案似乎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蔓延的集体主义情绪格格不入。当时，大规模失业迫使数百万人在工业经济中陷入赤贫，继而在世界各地催生出工人组织。专家们不再为现金、工会、工人委员会、群众型政党和政策而斗争，而是努力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从市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将其上交国家，或交由工人进行自我管理。在大西洋彼岸的公共医疗卫生、公共住房项目、国家工程项目和免费义务教育等领域，这些成果显而易见，它们后来被第三世界国家联盟重新撷取并发扬光大。在此种环境下，“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几乎不可行，更遑论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了。兰格和弗里德曼不得不等待他们的提案吸引到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