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动：求学与原生家庭的羁绊_[美]珍妮弗·M.莫顿(Jennifer M. Morton)_9787523609866

本书以美国大学为研究对象，讲述了多位美国大学生向上流动的故事，考察大学生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经济负担、情感抉择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这里的“向上流动”是指人们通过高等教育体验更优质的学习和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些学生可能因为在外求学而与亲人和朋友疏离，进入陌生学习环境后面临种种不适应，毕业后要靠自己选择职业机会等。作者关注到他们在进入人生新阶段时做出的个人妥协，以冷静客观的视角阐述了美国高等教育背后的伦理叙事，再现了美国社会流动中学生的情感缺失。

绪　言教育升级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特定的初始位置，这一位置的高低取决于每个人出生的时空、父母的社会经济与受教育水平、种族、性别等因素。社会学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前景。例如，在美国，如果一个孩子于 1980 年至 1982 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且家庭收入处于全市倒数 20%，其日后薪资水平能跻身前 20% 的概率为4.4%；但同等家庭水平的孩子如果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市，这一概率将是前者的3倍。如今，如果一名白人孩子出生于收入水平处于美国倒数 10%的家庭，其成年后工资依旧很低的概率是 17%；但若是同等家庭的黑人孩子，这一概率将高达 42%。又如，在过去的 35年间，女性进入高等院校并顺利毕业的概率要高于男性，尤其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女性。这类数据非常烦琐，且极度复杂。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 20 年间，美国贫困非裔或拉丁裔家庭的孩子如果生长在一个经济与种族相对闭塞的社群，那么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走出原生成长环境，他们的子女也是如此。这也就验证了俗话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未来的机会与资源在出生时就被随机分配好了，这一观点与美国梦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美国梦倡导的是机遇平等，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一向将教育资源作为平衡弱势群体出身劣势的工具。乐观主义者认为，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前景，认为我们应该专注培养更多的弱势儿童上大学，因为高等教育有能力帮助他们步入中产阶级。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学校教育对于不公平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影响有限，因为社区闭塞、医保难求、种族主义以及贫困等现象早已渗透进整个社会，处处都是问题。他们认为，许多来自弱势群体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大学，即便能够入学也将面临诸多挑战。乐观主义者常说教育改变命运，悲观主义者则指出，成功事例仅仅是幸存者偏差，绝非常态。教育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出生在秘鲁利马的一个工薪阶层社区，那里到处都是冒着浓烟的工厂，那儿的人不是从事服务业的，就是开出租车的。我外婆的老家在阿雷基帕（Arequipa），是秘鲁山区的一个小城市。她搬来利马之后，年纪轻轻就怀孕了，婚后很快又离了婚，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一家电影院当全职服务员。我妈妈还未成年就怀孕了，我外婆对此非常失望。在我妈妈立足谋生的过程中，是外婆在全家人的帮助下把我带大的。虽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在秘鲁的相对社会地位其实介于工薪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正如我外婆常说的，我们从未挨过饿，但很多秘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般来说，我大概率也会走上类似的道路，在勉强从高中毕业后早早生育，然后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努力工作，艰难维生。但是，我很幸运。我妈妈和姨妈一起移民去了欧洲，姨妈在那里遇到了慷慨且富裕的姨夫。他们在婚后承担了我很大一部分的教育费用。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就读于秘鲁最好的国际学校。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利马经济萧条，恐怖主义时刻威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我的学校有武装警卫护卫，车辆在进入时都要接受炸弹排查。从我记事起，外婆就告诉我，要想过上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就必须出国。尽管她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实现，但好在学校负责升学的老师知道。高三时，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以我的成绩，我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学金，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我也踏上了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道路，成了家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在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之后，又获取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我现在是一名哲学教授，在高校工作，衣食无忧，非常罕见地跨越了自己的原生阶层。我很清楚自己的经历只是个例。我们所处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往往会给出身贫困的学生带去更多的挑战，为了让更多弱势群体出身的学生能有机会在教育及其他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先消除现有的阻碍。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少数成功案例中探究向上流动的道路。我发现，就我自身以及其他拥有相似经历的人而言，向上流动的成本极其昂贵。这种成本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所珍视的亲友关系、社群联结以及身份认同。我把这些称为向上流动的伦理成本，本书的目的就是去解答这些成本是什么，价值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应对。

你还可能感兴趣

向上流动：求学与原生家庭的羁绊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