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投资”的华丽逆袭 泰丰资本创始人的投资心经 不惧风险，有思考地抓机会赚钱 本书讲述了葛涵思私募股权领域的职业生涯故事，他从一个患有严重阅读障碍的孩子，到牛津大学毕业，再到成为一名连续创业者。他先是在野村证券，后来成为自己公司泰丰资本的负责人。本书详细介绍了泰丰资本多年来所做的大额交易，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电影院、飞机、绿色能源等。本书对葛涵思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列出了他职业生涯中出彩的表现和成熟的交易方法。葛涵思在书中总结的投资心法，对金融领域人士和对投资兴趣的读者有很大帮助。

数字+读图时代的必备能力 帮你全面理解数据可视化 掌握人人都需要的读图思维 推荐1：一本书帮你弄懂数据可视化+掌握多类图表应用+提升综合数据素养。 推荐2：从一个总体目标到九大主题，从基础到进阶看透图表。 推荐3：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ableau技术布道总监等数据专家共同推荐的数据思维必读书。

[英] 葛涵思 (Guy Hands) 葛涵思，泰丰资本的创始人。他是泰丰资本普通合伙人委员会成员，负责制定泰丰资本的发展方向和投资策略。他参与管理泰丰资本的所有重要交易，特别是与并购、退出及投资组合战略相关的业务。

第一章　第一笔交易 第二章　寻找使命 第三章　牛津大学的政治生涯 第四章　非常非常贪心 第五章　 组建期、激荡期、规范期 和执行期 第六章　用数学赚钱 第七章　制胜团队 第八章　买狗 第九章　音乐当前 第十章　随船沉没 第十一章　拍桌子 第十二章　痛苦与反思 第十三章　多面地狱 第十四章　天堂在地球 致谢

当人们把“对于任何一笔交易，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他们通常期待我的答案是“价格”。显然，我肯定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入，而且我确实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到底应该花多少钱买入，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对我而言，交易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故事”。是“故事”让每一笔交易都变得独一无二。了解其中的“故事”，可以让我具备优势。所谓“故事”，是由人、公司、压力、技术、全球因素、微观因素和无数其他因素组成的——其中一些可以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而另一些只能依靠直觉来判断。在这本书中，我记录下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的“故事”、我经手的交易“故事”，以及我积累经验教训的“故事”。 若是问我最喜欢的音乐剧是哪一部，我会回答《汉密尔顿》。我还会赶紧补充说，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美国的传奇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如出一辙，而是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努力融入当地生活的外来移民。我在英国成长，我爱英国，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外来者，而且我也真的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 我的父亲克里斯（Chris）和母亲莎莉（Sally）都是南非白人。和大多数在种族隔离时期长大的南非白人一样，他们都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他们两人从小都在德班（Durban）长大，甚至还上过同一所幼儿园。 我的祖父在德班经营着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我父亲读书的地方是南非最昂贵的私立寄宿学校之一，毕业后进入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tal）学习法律。在同一时期，我的母亲就读于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这里信奉大学对学生应不分阶级、财富、种族或信仰，一视同仁。之后，他们两人又都在英国度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在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修读法学硕士课程，并获得了学位；母亲则在伦敦，在玛丽亚格雷教师培训学院（Maria Grey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的特威克纳姆校区（Twickenham）和基尔本校区（Kilburn）学习。 他们在南非结婚，但出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厌恶，在我出生后不久，他们共同决定举家搬至英国的殖民地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政府的自由程度也远远高于邻国。父亲是一名大律师，母亲在首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经营着一家托儿所。从当时的照片里看，我是一个充满微笑的快乐金发男孩，蓝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精神十足。我有自己尊敬的托班老师，我有自己心爱的小狗阿金（Kim），而且我每天都可以在阳光下玩耍，无拘无束。最重要的是，在我两岁时，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四岁以上小朋友才能进的托班。她说，如果能和比我大很多的孩子在一起玩，我就会很开心，也会乐此不疲——这样，她就可以分出精力管理托儿所了。但她也提醒过，因为我总是更喜欢和大一点儿的孩子玩，所以很可能在跟同龄人相处时会更加困难。 然而，南罗得西亚对我父母的吸引力也很快消失了。在这片黑人占多数的大陆上，津巴布韦加入了南非的阵营，试图逆历史潮流而动。1964年，即将当选总理的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宣布，他将抵制英国提出的多数决定原则，并单方面宣布独立。史密斯表示：“我绝对不相信罗得西亚会出现黑人的多数统治——一千年后都没可能。” 我的父母都反对种族隔离。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母亲曾听过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演讲，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她还专程去目睹他的风采。她告诉我的外祖父母，她认为曼德拉将会成为南非未来的总理。外祖父母的反应颇具那个时代的典型性——“别傻了，莎莉，千万别把这种想法告诉外人啊。”父亲曾以一名出庭律师的身份，就管辖黑人的法律与司法部门发生过几次争执。父母告诉我，我是在罗得西亚开始害怕警察的。因为有一次我坐在车里驶过索尔兹伯里时，目睹了他们殴打非洲黑人的暴力行为。 父母决定离开罗得西亚，但他们不想回到南非。这就把选择指向了英格兰，因为那是他们两人都曾经求学的地方。留给他们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南非于1961年脱离了英联邦的统治，只为像我父母这样的准移民留下了短暂的时间窗口，所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1962年，我们全家从阳光明媚的非洲南部搬到了英国。几个月后，这个国家就迎来了自1740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起初，我的父母在伯纳姆比奇斯（Burnham Beeches）租了一间小农舍，这里离我母亲的姑姑家和叔叔家不远。屋子的条件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暖气还是投币式的，父亲不得不往里面不停地投硬币，才能让它发出一点点热量，而且屋子里还又阴又冷。母亲当时正怀着我的弟弟菲利普（Philip），潮湿的环境让她非常难受。在她于医院分娩期间，我和父亲临时搬去母亲的菲利斯（Phyllis）姨姨和亚瑟（Arthur）姨夫的住处——一个外墙只涂了灰泥的平房，位于科恩布鲁克（Colnbrook），靠近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主要跑道的尽头。他们俩都属于英国的老古董，行为怪癖。我的姨祖母和姨祖父会把食物盖起来，放在屋外的树下，认为这样能让食物避开高温。即使在他们九十多岁高龄时，仍然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买菜——这两辆自行车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了一次环法骑行之旅而购买的。 在这期间，我的父母拼凑了所有的积蓄，在伯克郡（Berkshire）库克汉姆村（Cookham）的商业街中段买下一栋名为“静隐”（The Retreat）的半独立式住宅。我们全家在母亲出院后就搬进去了。对我的父母而言，这里无法与南非的居住条件相提并论，但至少他们现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至少屋内是干爽的。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招了一位年长的房客合住。在她停租后，母亲为了赚点钱，还去教过课。 对我而言，这段过渡时期并不容易。我在南罗得西亚目睹了暴行之后，一直感到焦虑不安（母亲告诉我，我三岁生日时收到一组玩具士兵后，就用它们的剑把它们埋在了花园里）。但事实上，在那里，我的日子非常快乐：那个国家温暖舒适、阳光明媚，在托儿所里，我还有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老实说，我觉得我们选择离开真是胆小鬼的表现。而现在，我们住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国家。父亲暂时无法做律师，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重新获得执业资格，所以，家里当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那时，我把自己的不快乐归咎于父母。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才意识到他们当时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做出这样一个重大选择——从一个他们热爱的国家搬到一个他们明知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的国家。当时我唯一确定的是，在这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中，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求得生存。 满五岁后，我就去圣三一小学（Holy Trinity）——库克汉姆当地的乡村小学——读书了。我的班上有四十多个五六岁的孩子。有一位年长的老师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她一开始就告诉母亲，我是她教书以来遇到过的最出色的孩子。她表示，我具备非常广泛的常识认知，并且喜欢辩论政治、宗教和科学等各种话题——通常并不会有五岁的孩子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然而，我的早熟并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认同。开学后第一周，我的牙齿就被打掉了。教室是个安全的地方，有“一本正经老师”在的时候其他地方也是安全的，但在别的场合，我频繁遭到霸凌。 库克汉姆居住着能力、财富和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的各种群体。放学时，农场工人开着拖拉机去接他们的孩子，同在校门外等候的，还有开着劳斯莱斯的职场精英。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的每一个朋友家都比我家富有得多。一些库克汉姆的富裕家庭的父母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时，我尤其能感受得到，因为他们经常送我礼物。那种感觉好像慈善捐赠，而且可能真的就是慈善捐赠。 我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坚守规则。我加入了国际象棋俱乐部，不但学会了下棋，棋艺还日渐精湛，甚至打进了校际锦标赛的决赛。然而，在决赛阶段，我遇到了一个作弊的小朋友，他总想把自己的“国王”放在我的“国王”旁边，这样就可以逼和了。其他的小朋友表示，“涵思，你不能让他这么做”，但我却在老老实实地一子一子地吃掉他的棋子。然后，他当然是采取了不正当的行为。“你的国王摸子了，”他说着，就把棋盘打翻在地上。我当时困惑之深、受伤之重，使得那段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 现在，我意识到问题在于我不够灵活，不会耸耸肩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一旦确定了行动方向或某种行为，即使事情明显没有按照我预定的方式进行，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也很难做出改变。我记得，也是在这段时期，我打扮成稻草人参加了一个当地的化装舞会比赛。那次比赛要求全程几个小时内都要以化妆的身份出席舞会。当有人跟我攀谈时，我一言不发——毕竟，我是个稻草人。但是，虽然我忠实地诠释了这个角色，却并没有交到任何朋友。事实上，还有人问母亲我是否“一直都在那里”。虽然我赢得了比赛，但我认为大家更多是出于同情我可怜的母亲，才把奖项颁给了我。 是我在圣三一小学的第一位班主任意识到我有点不太对劲。虽然，在谈论国际局势、动物、鸟类、天文学、化学、股票和股份、商业和数学时，我的成熟观点与年龄完全不相符（数学是我从亚瑟姨祖父那里学到的），但是，我无法阅读，也不会写字。老师于是请母亲来学校谈一谈。那时，母亲怀着我的妹妹艾莉森（Alison）。我站在教室外面，一边看护着婴儿车里的弟弟，一边能听到里面说话的声调变高。然后，母亲含着眼泪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