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倦怠，远远不该只是一个劳动者的绝望。 乔纳森·马莱西克教授只要一备课就会思维停滞、暴躁不安，终于，在一节没有任何学生回应的社会伦理学课结束后，他辞职了，放弃了终身教职转而写作本书。他带我们回归职业倦怠的历史和心理学发展，重读马斯拉奇倦怠量表，从科学维度生动描绘职业倦怠究竟是怎样的感受和体验，探索倦怠为什么困扰着成千上万的打工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时代，优绩主义让我们的工作理想越来越高远，但现实的工作条件逐渐被侵蚀，对劳动者的时间和情绪要求越来越多，我们得到的不再是公平、归属感和意义，而是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简而言之，职业倦怠源于社会的发展，是文化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 只要有劳作，就会有痛苦。或许职业倦怠无法根除，但一定能够摆脱。因为，人终究不该被工作定义。

自嘲平庸的凡人，也是认真生活的英雄。——凡人三部曲之“倦怠” 这是一次对“工作”的反思 更是一场对“自我”的回望 如果工作让你失去了自我，你会怎样做？ 职业倦怠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它远远不该只是一个劳动者的绝望。

作者：乔纳森·马莱西克，一位居住在达拉斯的作家，曾做过学者、寿司厨师和停车场服务员，拥有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作品发表在《新共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高等教育纪事报》《美国》《公益》等杂志上。 译者：康美慧，199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2018级硕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在读。

引言 第一部分　倦怠文化 第一章 每个人都在倦怠, 但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章 倦怠: 两千年的历史循环 第三章 倦怠谱系 第四章 倦怠时代, 工作怎么变得越来越糟? 第五章 工作圣徒和工作殉道者: 我们的理想出了问题 第二部分　反主流文化 第六章 我们可以拥有一切: 美好生活的新愿景 第七章 本笃会如何驯服工作中的恶魔 第八章 反抗倦怠的多样体验 结论 后疫情世界的非必要工作 致谢

几年前，我宁愿在床上躺平几个小时，也不肯早起为我作为大学教授的工作做准备。我反复观看“不要放弃” （Don’t Give Up）的视频，这是英国流行歌手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在1986年与凯特·布什（Kate Bush）的二重唱。在视频中，两位歌手拥抱了六分钟，太阳在他们身后，渐被蚕食。盖布瑞尔对绝望和哀寂的抒情表达道出了我的心声。布什饱含深情地重复这首歌的歌名，保证这种痛苦终会过去。然而，不管我听了多少次都没有用，这些话听起来从来都不是真的。 我的第一节课在下午两点；我差点没能按时到场，也没怎么准备，一下课就马上回家。我晚上吃冰激凌，还喝高度数的麦芽啤酒——经常两个一起食用，就像雪顶冷饮（float）一样。我体重增加了三十磅。 从任何客观标准来看，我的工作都好极了。我能做我擅长的事情，并且水平高超：教授宗教学、伦理学和神学。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聪明又友善。我的薪资绰绰有余，福利待遇也十分优渥。我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来决定如何授课和开展研究项目。有了终身教职，我便有了其他行业无可比拟的工作保障，即使在学术界,这样的待遇也越来越少见。尽管如此，我仍旧感到非常痛苦，并且我的工作明显就是这种痛苦的核心。我想放弃。我已经陷入倦怠了。 当时，我以为只是我自己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会讨厌这么好的工作？但我最终意识到，职业倦怠的问题远不只是一个劳动者的绝望。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居民已经以我们的工作为中心构建了整个倦怠文化。但是，倦怠不必成为我们的宿命。 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各行各业、数以万计的劳动者都发现自己被榨干了工作所需的全部力量，以及为什么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我把倦怠定义为一种在职业现实与对工作的期待之间挣扎的体验。我认为，职业倦怠是一种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蔓延的文化现象，但其历史根源却深藏在我们的观念中，即我们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获得尊严，塑造品性和一种使命感。事实上，尽管职业倦怠备受关注，倦怠文化却依然存在，这正是因为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我们害怕失去工作所允诺的意义。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富裕的后工业化国家，十分典型的工作条件却恰恰阻止我们获得我们所追寻的东西。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我们的文化认识到，不是工作赋予我们尊严，它也不能塑造我们的品性或给予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我们使工作有尊严，是我们塑造它的特性，是我们赋予它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减少对工作的投入，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并尊重我们当中那些不为薪资而工作的人。齐心协力，我们就可以终结倦怠文化，以不依赖工作的方式蓬勃发展。事实上，许多人已经对工作在美好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了另一种构想，而且他们往往在倦怠文化的边缘地带这样做。这本书会向你介绍他们。 这本书紧随新冠疫情而来，疫情颠覆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在美国，全社会隔离所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彻底证明了我们怀抱的工作理想不过是一个谎言。人的尊严，它们作为人的价值，与人们的就业状况毫无关系。餐馆由于居家令被迫关闭，一个因疫情失业的女服务员的尊严并不比之前更少。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疫情也带来一个机遇，让我们与过去五十年来支配我们的工作、导致我们陷入倦怠的社会风气决裂。这是一个重塑工作、再思其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的机会。如果这次错失良机，我们就会再次落入当初创造了倦怠文化的窠臼。 就我们通常思考工作问题的方式而言，职业倦怠这个难题显得很古怪。大学终身教授也会遭遇倦怠，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不只是关乎恶劣的从业条件。这并不是我们仅仅通过提高工资、福利和全面的保障就能够根除的。工作条件很重要，我也的确认为劳动者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但它们最多只能说明问题的一半。 职业倦怠不仅是一个劳动经济学的问题，它也是灵魂的疾患。我们之所以陷入倦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相信工作是促成社会、道德和精神繁荣发展的可靠途径。工作根本无法兑现我们想要从中获得的东西，而我们的理想与工作现实的脱节致使我们疲惫不堪、愤世嫉俗、心灰意冷。此外，我们个人主义的工作方式，阻拦我们谈论职业倦怠或者团结起来改善我们的境况。当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时，我们会自责。独自受苦，只会加剧我们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治愈职业倦怠的方法必须是文化的和集体的，关键在于彼此同情与相互尊重，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无法提供的。 不过，在我们找到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职业倦怠的体验。职业倦怠的故事缺乏内在的戏剧性。它们不像那些讲述一个伟大的发现、灾难或爱情的故事。从运转良好的普通工作者到一具被工作榨干的空洞躯壳，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可能是某一天早晨，你醒来，心想，“不是吧，又要上班”，但是它转瞬即逝，你未加留意。到那时，不管怎样都已经太晚了。你已经错失了避免倦怠的机会。你只是按照别人期望的方式做你的工作，日复一日，你的能力将逐渐枯竭。某一刻，你意识到你几乎无法完成工作。你太累了，太愤懑了，太无能了。 我将首先讲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在我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