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的博弈是一个关于新兴经济体角色转变的故事，即因为它们在国际环境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谈判地位的转变，其国际环境外交及环境合作政策随之发生的变化。 新兴经济体人口和经济双重增长的需要决定了，摆脱贫困仍然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目标。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会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资源枯竭，导致全球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其在全球环境谈判中的地位飞升，增加了筹码以换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利益。 目前，如何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新世界，破解经济发展环境治理两难困境。缩小南北认知鸿沟推进环境外交，顺应全球环境现实加强合作共赢。 新兴经济体的破坏力的增强、环境偏好普遍偏弱、以及制度建设能力短缺的那个问题，共同形成了二十一世纪全球环境合作的障碍。如何顺应新现实，缓和南北冲突，推进环境治理成为了新课题。 中国在环境治理能力方面的日益精进的制度能力为世界和新兴经济体做出了表率。未来，全球环境合作将助力于对发展中国家制度能力的投资，确保政府在未来能更高效地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围绕全球环境合作的持续谈判 致力打造兼顾发展与绿色的美好地球 本书讲述了各国政府如何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新世界中，破解经济发展环境治理两难困境，缩小南北认知鸿沟推进环境外交，顺应全球环境现实加强合作共赢。

约翰内斯·乌尔佩拉（Johannes Urpelainen ）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也是可持续能源政策倡议的创始主任。他的著作包括《可再生能源：全球能源转型的政治》（2018年）和《摆脱能源贫困陷阱：政府何时以及如何驱动穷人的生活》（2018年）。

第一章 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环境政治 全球环境政治的两种方法论 关键假设 全球环境政治中的政治经济学 各有特点的新参与方 简单和复杂的情况 理论与数据 第二章“美国世纪”的全球环境政治 早年情况 日益扩大的南北鸿沟 全球环境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 二十世纪的全球环境政治 第三章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环境政治 全球环境政治体系的转变 全球环境政治的转变 二十一世纪的环境政治 第四章三个国际环境制度的演变 化学品制度：一定程度的成功 生物多样性制度：表现平平 气候制度：最大的全球环境问题 制度发展轨迹的比较分析 第五章全球环境政治中的中国和印度 中国崛起与全球环境政治 全球环境政治中的现代化印度 中国和印度：关键的异同点 第六章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 成长的巨人 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 明日之星：越南和菲律宾 亚马孙的主权国：巴西 全球环境政治中的一批新兴经济体 下一批新兴经济体 扭转局面：孟加拉国和缅甸 新兴非洲经济体：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 全球环境政治中的新一代新兴经济体 全球环境政治中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结 语 把握现在　放眼未来 内容梗概 全球环境政治研究：下一步该做什么？ 如何更好地保护地球

第一章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环境政治 本章旨在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走向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政治的发展的。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的要素包括了各国政府的“结构性权力”“环保偏好”和“执政能力”。考虑到“环保偏好”和“执政能力”这两个要素的影响力较低且自身变化缓慢，我将着重探讨“结构性权力”这一要素是如何从根源上决定各国间有关环境问题的谈判逻辑和谈判结果的。此外，我还将特别关注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是如何反应在每一次的谈判结果（即哪个国家的偏好能影响合作）之中，以及合作的前景和深度（即合作能否持续、深远地解决国际环境问题）上的。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要素，是因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走向绝不是各国在谈判桌上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虽然像全球变暖这样“Super Wicked”（超级棘手）的环境问题的确存在 ?，但绝大多数极为尖锐的环境政治问题都来源于与环境无关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探讨像“公地悲剧”这样在环保合作中遇到的问题时，每个问题其实都具有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某些更广义的特征，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究这些特征。 战略制度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全球环境政治演变的重要理论基础。环境政治中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需要环保合作，各种外因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合作中主要参与方能获利多少，都能通过战略制度主义找到较为明确的答案。而政治经济学则能为抽象、风格固化的制度主义模型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探究各国的“破坏能力”和“执政能力”等政治经济学定义下的“指标”，可以调整我们运用战略制度主义的方法，以此来真正理解全球环境政治的发展方向。本次研究虽然延续了战略制度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现有的方法论，但相比过往的研究，本书将更加深入地探讨“政治经济层面的变化如何引起各国间的环保合作关系的变化”这一议题。我将把两种传统理论有机结合，创造出一个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和全球环境政治的关联性的新理论。 总而言之，我认为，随着新兴经济体消耗的能源和资源日益增加，它们对全球环境的破坏力也在不断变大。因此，在众多围绕着环境保护而展开的国际合作中，这些新兴经济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还面临着环保意识薄弱，或是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等问题，全球环保合作也随之变得愈发困难。尤其是维护现有的消费模式和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拉扯，更成了全球环保问题中极为普遍的矛盾之一。 全球环境政治的两种方法论 战略制度论提出的方法论，其根本逻辑在于理解并创造全球集体行动。在罗纳德·B. 米切尔（Ronald B. Mitchell）看来，该方法论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类会破坏自然环境，为什么其中一些破坏行为会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什么谈判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以及为什么一些国际条约能够改变某些国家的行为，但有一些却不能。” 该方法论的相关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假设：一群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在制造污染并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共同设计、参与和实施一项协议来减少污染。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政府都面对着继续制造污染的诱惑，毕竟减少污染的付出需要国内承担，而减少污染的好处却是国际共享的。如果每吨污染的减排成本是 10美元，而带来的环境效益是 50 美元，那么该国只有在获得了五分之一以上的总利益时，政府才有经济上的动机去采取行动。而通过签订环保协议，减少污染成了各国间的互惠条件，从而克服了上述问题。政府之间达成一致，每个政府都需要减少污染。如果其中一个政府没有兑现减少污染的约定，其他政府将对其进行制裁。 以巴雷特的研究为代表的一些早期研究论证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即使各国间成功签订协议，它们也无法逼迫每个国家都参与这项协议。换句话说，一个“自我执行的协议”，即一个不需要世界政府来监督执行的协议，不会拥有很多成员方。为了理解这个论点，我们假设某个协议的成员方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确保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施减排方案。如果这个协议有很多国家参与，那么任何一个成员方都可以轻易退出协议，并指望剩下的国家继续完成减少污染的任务。久而久之，大部分的政府最终都会退出协议，只剩下少许政府继续为减少污染而努力着。正如巴雷特所说，国际环境协议“在非常多的国家共享资源的情况下，是无法大幅增加全球净收益的。” 与早期研究相反，近期研究侧重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此类问题。它们首先承认了上述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提出通过改变条约的制度设计来处理这些战略问题。该研究方法并不调查制度设计变动中的政治因素，而是对改变制度设计的后果进行思维试验。比如米切尔和帕特里夏·M. 基尔巴赫（Patricia M. Keilbach）考察了上下游国家通过“议题连接”? 和“补偿付款”等手段来达成合作的能力。如果一个上游国家排放污染并使一个下游国家受到影响，那么下游国家就必须胁迫或者贿赂上游国家减轻污染。米切尔和基尔巴赫推断，如果下游国家的实力未明显强于上游国家，那么下游国家就需要向上游国家提供补偿付款，这样才能达成有效的协议。相反，如果下游国家拥有更强的“结构性权力”，那就没必要提供补偿付款了。“下游国家若比违反规则的国家更强大的话，它可以选择这样的积极连接（positive linkage）方式，也可以选择消极连接（negative linkage）方式来迫使违反规则的国家减轻外部影响，并且在不借助制度约束的前提下也能做到这点。” 其他相关研究的重点包括安排方式、清洁技术的作用、承诺的国内执行、知识社群中科学家和其他人的作用以及气候变化的特殊情况等。这些研究的共同前提是，协议性质或其他因素（诸如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将会引起最终结果的变化，即环境质量的不同改善情况。 然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它强调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来解释全球环境政治，用下层的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来解释上层的全球环境政治的性质和结果。正如詹妮弗·克拉普（Jennifer Clapp）和彼得·道弗涅（Peter Dauvergne）在他们对全球环境的政治经济概况中所解释的那样，“政体和社会如何分配财富、人力和自然资源直接影响了我们如何管理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将环境分析放在了更广阔的政治和经济学层面上。相较而言，战略制度论的方法论侧重于谈判和执行本身，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则着眼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强调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和科技等因素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中，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环境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并不是直接起作用的，因为虽然经济活动的活跃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可财富的积累也足以让社会对环保进行投资。同样，国际贸易与环境也有着相互抵消的复杂影响。贸易使经济扩张，同时也引发“竞次”效应，政府会通过放宽环境法规来应对竞争的压力。然而，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贸易渠道能帮助先进的政府传播它们严格的环保标准，如尾气排放标准，从而引发“竞优”效应。 通过探究上述问题，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可就经济增长在环境层面上是否可持续，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环境是否构成威胁，以及国际经济机构应该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等问题上提供深入见解。一些研究甚至采用了综合性的研究办法，列出了一个简短的清单，罗列了导致全球环境政治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我的分析来说，在全球环境政治下，“南北政治经济”的研究成果尤为重要。这些研究关注了传统工业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不同偏好、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全球环境政治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当多边谈判正式开始时，“南北冲突”成了全球政治议程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