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了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如何在他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通过跟其他经济学者的辩论,形成自己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
上册一直持续到1960年,涵盖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研究时期的开端和发展,它追溯了弗里德曼从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名好斗的年轻微观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到他战时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岁月,以及他在战后成为货币政策主要支持者的思想。
下册涵盖的历史时期是从1960年至1972年间,它论述了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参与的一系列辩论,主题包括失业、通货膨胀、消费者保护和环境等,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思想的形成。
一代经济学大师与其反对者的观点交锋,再现了经济思想史领域伟大的经典对决。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选择的争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区分。
针锋相对的世纪智力对决引人入胜,核心议题贯穿政策实践的历史领域。经济学家的智慧基于思想重复和事实更新,新经济理论的诞生源自思想的整合与创新。
拒绝远离经济学传统的空中楼阁,让新理论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经济学研究魅力在于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善世界;其在不断接受新检验的过程中来实现自我修正和完善;接受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和政策改进的重要力量;远离它,庞大的思想体系将无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爱德华·纳尔逊(Edward Nelson)是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货币事务部门的经济学家,他是美国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他以数学物理和数理逻辑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在数理逻辑中,他指出因其内集论以及对超精细化和算术一致性的观点。在数学哲学中,他提倡形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柏拉图主义或直觉主义。
第一篇 弗里德曼的前货币主义者时期:1932—1950 年
第一章 1942 年和 1995 年
第一节 1942年
第二节 1995 年
第三节 挑战
第二章 开始:1932 —1939 年
第一节 事件与活动:1932 — 1939 年
第二节 问题:1933 — 1939 年
第三节 人物:1932 — 1939 年
第三章 国内前线的经济政策:1940 —1943 年
第一节 事件与活动:1940 — 1943 年
第二节 问题:1940 — 1943 年
第三节 人物:1940 — 1943 年
第四章 货币改变一切:1944 —1950 年
第一节 事件与活动:1944 — 1950 年
第二节 问题:1944 — 1950 年
第三节 人物:1944 — 1950 年
第二篇 弗里德曼的框架
第五章 弗里德曼的总需求框架:消费和投资
第一节 讨论背景
第二节 弗里德曼有自己的经济学模型吗?
第三节 分析的基本规则
第四节 消费
第五节 投资
附录:弗里德曼框架中的名义支出决定
第六章 弗里德曼的总需求框架:货币与证券
第一节 货币的作用
第二节 证券市场
第七章 弗里德曼的总供给框架
第一节 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思想的发展:1941 — 1951 年
第二节 名义刚性的来源
第三节 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的相互作用:短期
第四节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
第五节 自然产出水平和自然失业率
第八章 弗里德曼的框架:政策规则
第一节 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增长建议
第二节 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政策实践的建模观
第三节 弗里德曼与最优货币政策
第九章 弗里德曼的框架:市场经济学与研究方法论
第一节 弗里德曼的市场经济学
第二节 弗里德曼的微观经济学
第三节 弗里德曼的研究方法论的方法
第四节 弗里德曼与技术经济学
第三篇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岁月:1951— 1972 年
第十章 《协定》与新制度:1951 —1960 年
第一节 事件与活动:1951 — 1960 年
第二节 问题:1951 — 1960 年
第三节 人物:1951 — 1960 年
致谢
访谈
本书使用的惯例
参考书目
前言
本书的目标是描述从 1932 — 1972 年发生在美国的几场重大经济辩论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起的作用。这些辩论既包括主要在经济研究文献中展开的辩论,又包括主要在媒体或政策论坛进行的辩论。不过,本书涵盖 1932 — 1972 年的事实则意味着,本书的叙述将包括弗里德曼从事经济研究活动的主要岁月。这是因为,虽然弗里德曼在 1972 年以后继续积极参与经济讨论(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持续到 1976 — 1977 学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是在 1977 年之后),但是,他在1972 年之后的大部分参与是通过公共政策和大众论坛,而不是通过对研究文献的贡献进行的。
本书所体现的观点是作者专门从事与弗里德曼在同一研究领域的观点,即货币经济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同于先前论述弗里德曼的书籍所写的观点。这些早期的书籍或者主要来自非经济学家,或者主要来自那些不广泛从事期刊导向的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或者主要来自专门研究经济思想史而非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
经济思想史学家不仅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经济辩论主题上似乎是最自然的撰写者,而且也的确撰写了有关弗里德曼的有价值的著作。然而,恰当地说,综合而论,现有文献的状态就弗里德曼的贡献提出了与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在关涉凯恩斯的著作时询问的同一问题:“但是,可以信赖思想史学家将事实弄明白吗?”
全面讨论关于弗里德曼的先前文献不仅超出了本前言的范围,实际上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不过,现有文献的许多重复特征,表明了从货币经济学视角来评估弗里德曼的著作会增加价值的可能性。首先,许多撰写者从胡佛研究所的弗里德曼档案中引用未发表的材料(比如信件),来证明那些很容易参照弗里德曼在其已发表著述中确立的观点的要点。这种做法暗含着他们对弗里德曼的大量出版物不够熟悉。其次,弗里德曼的观点司空见惯地被等同于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们的观点,特别是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观点。这种做法忽视了弗里德曼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物之间的显著差异。再次,现有文献包含大量的货币分析的论断,而这些论断是那些更为熟悉该主题的人不会做出的。
因此,本书接下来就是一位货币经济学家尝试对 1932 —1972 年间的弗里德曼的生涯提供一个分析性的描述(主要按照关键性的经济辩论来组织叙述),以及阐述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框架。
本书的范围从一开始就存在三方面的主要局限。
第一,本书只涵盖 1932 — 1972 年的时期。1972 年之后的事件纳入叙述的主要目的是让本书对特定的辩论的描述更加完整。这种对年代顺序的限制的一个副产品是,本书不论述弗里德曼参与的两场最具争议性的辩论。其中一个涉及他对毒品合法化的倡导。虽然弗里德曼确实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倡导毒品合法化,但是,他长期参与毒品合法化的辩论却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另外一个是弗里德曼在 1975 年访问智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 1977 年 5 月 22 日的头条新闻中以“米尔顿·弗里德曼、智利军阀和他们的关联问题”为题总结了这场争论。这些主题会在续卷中加以考虑。该续卷会延伸上下册的叙述,涵盖从 1973 年年初到 2006 年 11 月弗里德曼去世的时期。?
第二,本书没有特定的章节来探讨弗里德曼支持浮动汇率的理由或者他的经济学框架的开放经济方面。这些问题在本书的探讨过程中——有时较为详细地——在多个地方予以提及。不过,笔者计划在一册论述弗里德曼与英国的经济辩论的书中更为系统地处理这些问题。基于众多原因,弗里德曼对浮动汇率的辩词在一个比美国经济更小和更开放的经济研究中更容易得到讨论。实际上,弗里德曼 1953 年论浮动汇率的论文明确将支持浮动汇率的理由应用于英国。
第三,本书不包括弗里德曼参与的教育与征兵制的辩论。这些辩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与弗里德曼研究焦点的宏观经济辩论是分开的,而且这些辩论的主要发展动态也发生在 1972 年之后。 因此,笔者认为,这些主题可以从本书中排除出去,尽管可能会在一本从 1972 年开始论述的书中对它们进行全面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