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范内瓦·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一报告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奠基之作，“科学是政府理应关心的问题，政府对研究的支持，乃是发展公共福利之必需”成为所谓的“战后共识”。 然而，这一报告或许掩盖了更复杂的现实和更曲折的发展道路。“战后共识”的形成糅合了相互竞争或对立的愿景，经历了无数的妥协、试错甚至彻头彻尾的矛盾。从1921年到1953年，影响领域相对局限的科技政策却搅动了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重大事件。 这场漫长的讨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画上句号，真正的“战后共识”诞生了：大笔国防资金的投入消弭了政策分歧，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让政治和经济思想界变得沉寂。

◎美国技术政治史经典之作 ◎挑战“科学，无尽的前沿”单一叙事，全景呈现美国20世纪的科技政策，挖掘“战后共识”的根源 ◎理解美国自由主义：历史上那些水到渠成的共识，与混乱而复杂的现实完全不同

[美]大卫·M. 哈特 (David M. Hart)，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科技政策中心主任，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为技术、科学和创新政策，以及地区、国家和全球治理。

第一章 另一种叙事：美国自由主义的可塑性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第二章 共和党的崛起与股市大崩盘：保守主义时代涌动的联合主义暗流（1921—1932） 第三章 尝试与犯错：罗斯福第一届任期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政策（1933—1936） 第四章 打破瓶颈和封锁：改革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影响 （1937—1940） 第五章 旧的争斗，新的适应：战时实验与改革自由主义的消亡（1940—1945） 第六章 探索管理之路：美国科学、技术以及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1945—1950） 第七章 “发明的浪潮”：国家安全主义时代（1945—1953） 第八章 以古鉴今：冷战及之后时期的“混合”模式 结 论 致 谢 注 释

大卫·库什曼·科伊尔（David Cushman Coyle），《时代》（Times）杂志眼中的“工程师、怪咖和经济学家”，一位以准确把握罗斯福新政思想著称的政策理念顾问，在 1938 年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能够实现，民主的高科技体制是什么样的？”1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深入理解技术的定义与由来，还必须规划明确的政治经济愿景（理想）。新政支持者们费尽心力寻找科伊尔问题的答案，并加以践行。不过，由于对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的认知存在严重分歧， 反对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新政遭到了诘难。面对经济大萧条、大规模战争和冷战等一系列重大考验，这些博弈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政策。 任何阵营都无法占据压倒性优势，或者宣称独自推动了这场政策变革。回顾历史，许多观察家断言美国以持续的“战后共识”为基础，顺利完成了联邦科技政策的转变。其实不然，这种“共识” 掩盖了无数的妥协、试错甚至彻头彻尾的矛盾。确切地说，具有变革性质的美国战后政策属于妥协的产物，其中糅合了相互竞争或对立的愿景，绝非任何单一愿景的全面落实。某些特定政策只得到了相对少数的支持，不过，这些“杂音”经常被搁置一旁。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战后共识”是后来观察家们的伪造或“臆想”。妥协的根源在于美国联邦政策制定过程的天然特质。对于科伊尔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能够获得足以“席卷”美国决策机构的政治支持。换句话说，任意答案都无法赢得各自为政的美国决策机构的一致响应。 本书将探讨这种妥协的起源和萌发，回顾一系列关键人物的努力：这些政策企业家通过不断凝练宏伟的现代工业经济愿景，总结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和行政建议，以改造美国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为了形成政策，他们不断阐述自己的理念，寻找盟友，争取机构的支持，相互辩论、争斗，并最终（或多或少地）诚实披露了自己的成就。 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绰号“伟大的工程师”（并无贬义，因为胡佛最初曾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打破了美国的传统，摒弃了“爵士时代”（也被称为“喧嚣的二十年代”a）的保守主义，主张联邦政府在工业技术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了持久效果的临时政策的鼓励，胡佛推动了 20 世纪 20 年代工业企业之间以及工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加快技术创新。在胡佛因为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下台（1933 年结束总统任期）之后的10 年中，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和助理司法部部长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成了胡佛理念的代表人物，这两个人都建议通过创造基于新技术的新产业来解决失业问题，但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康普顿细化了胡佛的愿景，倡导建立谨慎自信的政府，以鼓励私人合作；阿诺德则呼吁实施更积极的政策，以打破阻碍创新的“瓶颈”。 时间来到 1940 年，随着失业率降低，战争阴影逼近，一批政策企业家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他们取代了康普顿和阿诺德的位置，赢得了当时华盛顿各界的青睐，传承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公共与私营部门应当分工合作、共同管理技术创新的观点。为了制定迎接新挑战的政策，这些思想 领袖彼此之间以及与军方高层间展开了激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和国家安全等挑战依旧让政策精英们如芒在背。20 世纪40 年代末，由于规划的政府愿景存在明显对立，不同阵营僵持不下，导致了美国科技政策的难产。僵局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本书内容也随着朝鲜战争而画上句号，因为真正的“战后共识”诞生了：大笔国防资金的投入消弭了政策分歧，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让政治和经济思想界变得沉寂。 纵观历史，虽然每位政策企业家都为美国设计了推动科技发展的积极规划，但实际政策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偏移甚至背离。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最终又做了些什么，不仅反映了对应愿景的吸引力及其支持者的素质，也反映了决策机构的结构以及更广阔范围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协调，因为科技政策不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产物。从1921年到1953年，影响领域相对局限的科技政策却改变了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重大事件。最重要的是，组织科技政策辩论的理念源于对国家政治具有广泛意义的意识形态原则，因此产生的联系显著影响着施政效果。 书中描述的决定深刻影响或者说塑造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与战争动员能力。美国国防部拥有规模庞大的研发计划，但缺少类似的民用工业研发计划，这是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不仅影响了美国的财富与权力总量，而且改变了财富与权力在美国各部门、阶层和地区之间的分配方式。例如，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的繁荣是美国联邦政府与“太空时代”（太空竞赛 a）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国防部，现在的亨茨维尔可能就会是另一幅景象，但绝非一座现代化的航空航天城。如果将 20 世纪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比作一幅画卷，联邦科技政策应该是其中最靓丽的色彩之一。 这段历史仍然影响着美国当代的政策辩论，因为许多数十年前提出的理念以及理念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且将这些理念转变为政策的过程也大体保留了下来，至少变化幅度没有超过人们的预期。我们使用历史类推法时必须谨慎，评估历史遗产的持久性时也不例外。历史蕴含的道理并没有过时。也许，通过重建和重新解读历史，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无论如何，这是本书的或者我自己的一个潜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