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忘山河》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坐忘山河》的图书内容共分三辑，收入作者近年来所著文章三十四篇。
第一辑阅读山河。从黄河湿地到江南水乡，从江岸野渡到古道关隘，此辑主要收入作者游历祖国山川古迹所作的文章，多从历史人文和地理物候的视角切入，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是一场笔尖上的风物之旅、文化之旅。
第二辑史径探幽。文中或追溯荆楚历史、怀思殷商文明，或解读半坡文化的人面鱼纹元素、解密巫文化的女儿国传说，融入作者的考古经历，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第三辑飘萧韵事。此辑文章抒情性较强，有的探寻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文学形象的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风尚的流变。有的则品味经典诗文中蕴藉的亘久魅力，并引出作者对于东方古典美学意蕴的思索。
《坐忘山河》的作者酷爱游历、见闻颇广，且从事历史文化写作多年，文笔清丽干净。文章多从历史的、考古的、文化的视角来状写山川风景、人文古迹、诗词文赋，表达了作者对于古今人文的一些思考、几许兴叹。
念天地之悠悠（代后记）
作为一种文学题材，诸家对散文的论述不可谓不多矣。我作为一个非中文系专业的毕业生，只想从专业的角度谈一点自己行文风格的形成。
考古学，在以前大多数院校里，都被归分于历史系。然而，当你真正进入具体的学习阶段才明白，考古学在理论基础、认知方法、思维模式以及科研手段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差距甚大。因为考古学，它不是传统的金石学和考据学的升华，它是一门全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通过对田野实践和物质遗存进而深入人类学全方位的考察和探索。它是一门诞生自西方、在20世纪初叶才传入中国的全新科学。
因此，考古学对我个人的影响，不仅意味着增加了许多具体知识，而且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化过程，而这一切，都受益于我所在学校的师承风格。
我们的师祖冯汉骥先生，是 1931年的庚款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过严格的文化人类学训练，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西南考古的奠基人。我的恩师童恩正先生是冯先生的得意弟子，曾先后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宾州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威斯里安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又长期在哈佛大学访学，与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等成为挚友。我的另一个恩师成恩元先生，是燕京大学裴文中教授的得意门生，他的教学方式，使我们仿佛一步跨进了民国的讲堂。我虽不才，不能习得先生们智识与知识之万一，却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熏陶，这对我以后文风的形成及文章视点的揳入产生了很大影响。
所以，本书中自选的所谓散文，可能很多并不适合文学性散文的规范，而是对一些带有一定学术性命题的通俗化和自我思索、自我表达。
我从事出版工作多年，一直有一个宿愿，就是要将象牙塔中的学术问题通俗化，让象牙塔中的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由此，我曾作过一些尝试，如我策划并编辑的《追访逝去的世界丛书》《博古架丛书》等，从编辑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结构调整甚至改写，尽力将作者们的学术表达文学化，以达到普通读者能阅读能接受的程度。近年来，我又与同仁一起策划了《三桅帆书系》，引进了一系列国外优秀大众社科读物，以大航海时代三桅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精神，对一些人们熟知的社会问题进行改换视角的观察。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文化人类学的。
我对于地理学有着偏执的爱好，自然的地理地貌、气象物候对一个区域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两文，对我影响很大。在后一篇文章里，竺先生将世界地形划分为山岭、平原、河流和海洋四大类别，并分别论述了四大类别对人类文明类型形成的至关重要意义，使我深受启发。所以在我的文章里，有着大量的对地理物候环境的阐释，这也应该成为我文章的特色之一吧。
童师曾对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学者，应该熟练运用多种文体进行写作。童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那个年代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被当时的日本人评为中国科幻小说四大天王之一。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至大。在我的班上，善思能写者大有其人，令我仰慕，同学间的交流及对我文章的中肯点评让我颇受教益。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我文章的风格带有一定悲情的浮泛，或者说缺少了一点积极向上的阳光成色，我认为非常到位。
不知为何，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对古人诗词及绘画作品中的隐逸生活产生了一种向往。从后来的不断学习中我意识到，这是东方美学的一大特色。
前不久，我在昆明与同学相会，与会者还有同学身边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当地的文化人士。在座中，他们谈及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孙髯翁撰写的大观楼长联，无疑应该是昆明文宣中一张最亮眼的文化名片，然而谈到最后，他们无不唏嘘再三：可惜了！
我颇为好奇，无论文采风流还是篇幅内容都无愧于天下第一名联的绝世名篇，为何不能宣传？最终我才明白，它不符合时代的精神。
上联中气势如虹，喜茫茫空阔无边的五百里滇池，蟹屿螺州、风鬟雾鬓、萍天苇地、翠羽丹霞，好一派锦绣江山；然而到了下联，汉帝唐宗、宋祖元雄，一番伟业丰功，都付与了断碣残碑和苍烟落照，剩下的只有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我默然了。
其实，在东方哲学思想中，悲，是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象。中国人的悲，不同于人类心理单纯的喜怒哀乐中的悲，它是与天、地、人合拍的一种大悲情。这种悲态，是一种偏离的悲，是一种感觉到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相对立时的悲，是带有询问式的哲学高度的悲。
庄子在《齐物论》中讲，人类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夫？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其大意是说，人类一旦受孕胚胎成形父母给了我们这个身体，就只能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死亡的光顾。我们不断经历着刀风剑雨的摧残，向着生命的终点一路狂奔，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可不是悲吗？我们终生忙忙碌碌却见不到成功，一生精疲力竭，做别人的奴隶、做物质的奴隶、做自己身体的奴隶，却不知归宿是何方，可不是哀吗！
如果你由此来判断这是一种小悲情，那就太小瞧了庄子。庄子只是在论述形而下的不齐，而在形而上的层面，人要追求自己的最高理想，即所谓的得道，那么万物皆齐。到那个境界，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脗合，置其涽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其大意是说，得道后的圣人与日月同辉，怀抱宇宙，与天地万物混合为一体，任其淆乱纷杂而不顾，把世俗上的尊卑贵贱看作一样的。众人忙忙碌碌，圣人则大智若愚，糅合古今事物为一体却精纯不杂。万物都是如此，而互相蕴含着归于精纯浑朴之中。你能说，庄子的悲和哀，不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吗？
老庄思想，是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讲它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潮流的走向。对生与死的理解，对人生与宇宙的思索，贯穿于中国文学的终始。兴起于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 中，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的句子俯拾即是，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修仙习道的李白，对人生的理解可谓深刻。他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讲得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在《拟古》中更直接写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把天地山川作为人生暂时寄身的旅舍，万事万物都是时间流程中的一叶扁舟，所以说生者如寄，死者如归。
这种山川永恒，人如过客的思想，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王朝更替的时空转化，沧海桑田的日月轮回，短促而渺小的个体，面对着如此宏大寥廓的宇宙世界和历史叙事，不由得你不发出陈子昂那样苍凉的呼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梅林
2024年3月 1日于汲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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