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观念的形成与阐释密不可分。一方面,文艺观念是对具体文艺现象的阐释和总结;另一方面,其在流变过程中也带有被层累地再阐释的痕迹。古代文艺观念的建构始终笼罩在社会整体意识(道)之下,通过阐释实践完成了道对艺的干预。这也是本书以阐释与道艺为题的原因。
本书试图解决三方面问题:首先,中国古代文艺阐释的学理基础。通过对古典资源的挖掘,考察文艺阐释的哲学基础、内在边界、表现特征、构成要件、历史沿革等方面问题。其次,让阐释回到语言和文本。文艺阐释的载体是具体文本和文艺现象,通过对它们的关注,试图避免没有文本阐释和阐释实践的阐释理论的出现。再次,道艺的当代境遇。在当代中国重塑德政、德教、美行的社会语境下,考察传统道德体系对文艺实践和文艺阐释的隐性渗透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后记
中国阐释学是近十年来备受学者关注的话题。任何学术潮流的形成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具有学术话语权的研究者的倡导,二是学术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就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而言,这两个方面互相助力,遂使其不仅没有中途夭折,反而有逐渐壮大之势。我虽然不是这一话题的开创者,但在近十年来通过参加各种相关学术讨论,也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所以将自己看成这一学术潮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似乎不算过分。在研究过程中,自知没有建立周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能力,所以尽量避免进行宏观的、倡导性的讨论,而是将主要着眼点放在微观层面,即主要关注中国阐释学的古代资源、文化基因、呈现特征、内在遵循等方面,希望为真正有能力构建中国阐释学体系的学者提供必要的质料。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优点是对某些问题的专,缺点亦显而易见,就是在博的层面有所欠缺。好在,按照现象学的说法,我们所关注且致力于讨论的诸多现象,也可视作对本质的探寻,这也就成了本书存在的意义。
本书分成十四章,多数文字曾在学术刊物发表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杂缀而成的论文集。对中国古代阐释资源的考察是我这些年的重要兴趣点,它构成了一条研究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每有所得,就动笔写成篇幅不等的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这条主线上的重要节点,它们集合在一起就使线的轮廓变得具体。也正因为本书属于不断思考的产物,所以没有一般专著那样的框架设置和逻辑展开,但是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路径,以及这些思考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未尝不是一种将自我撕碎给人看的过程。
实际上,我对阐释学及中国阐释学的重视带有偶然性。2016年某位学界好友约稿,称要在《学术研究》刊物做一组笔谈,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如约交稿,文章发表后反响不错,且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此后,陆续有朋友约稿,或者邀约共同参加一些相关研讨会。虽然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但本着对朋友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丝毫不敢应付了事,所以就陆续按照自己的兴趣点,写了一些文字。今天看来,这种被动科研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不仅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也在这一过程中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里需要澄清一下我的研究主业,从读硕士到现在,我主要做中国古代乐论与文论关系的相关研究,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以及主持的项目多与此相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讨论中国阐释学的很多材料都带有礼乐及乐论的痕迹,这是一种良性的催化效应,不同研究彼此勾连,形成了互补局面。我将之视作思想史研究方法,它符合中国文化实际。当然,这种自负极有可能是本人刚过不惑之年的夜郎自大,但未尝不是一种值得终身追求的学术理想。若干年前,与指导的研究生开玩笑,将学术研究分成工作、生活、生命三个阶段,称自己仅仅属于工作阶段。彼时的确将读书和写文章视作谋生的手段,无其他技能,唯有靠码字、上课求得温饱,这极大锈蚀了人的学术抱负。步入中年,生活趋于稳定,加之已经形成惯习,每天不敲敲键盘总觉得少点什么,庆幸自己步入生活阶段之余,不由得慨叹岁月的无情。至于,能否凭借岁月的积淀进阶到生命境界,只能仰赖岁月静好和自身造化了。
在学术之路上,虽经历了诸多坎坷,但总体上是幸运的。于茀老师、周群老师、高建平老师、于文秀老师以及已经故去的冯毓云老师、杨义老师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予我重要帮助,没有诸位先生的提携很难有我的今天。另外,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杜广学兄的认真负责,他以学者的身份进行编校工作,保证了本书的质量。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本书的顺利出版。作为每本书后记的压轴节目,就是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岳父母以及我的爱人为我承担了大部分家庭事务和照顾两个女儿的重任,使我俨然成了家庭的局外人,这本书献给他们。
甲辰年暑假于黑龙江大学社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