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王国维以“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说它“神秀”，韦庄的词被称为“骨秀”，温庭筠的词称作“句秀”。

　20世纪初，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外族入侵。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王国维也经历着思想观念的剧烈震荡。他于1902年因病从日本回国，觉得“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虽然走进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世界，但这些并不能满足他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于是王国维将学术上的注意力由哲学转向了文学领域，期望能在这非功利的美的享受中得到慰藉。《人间词话》就在其这一人生阶段写就。这本薄薄的小书完成于1906年至1908年，最初发表在《国粹学报》上。
　　《人间词话》并未以严谨的学术体系来呈现，而是以一条条品评文字来呈现思想。形式看似散漫，但王国维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它的神是聚着的，这就是“境界说”。这是全书的脉络。王国维认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那么，什么是境界呢？王国维是这样解释的：“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根据这一标准，王国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晚唐至近代著名词人的好恶之情。他着力推举苏轼、欧阳修、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同时又表达出对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陈允平等词人的贬抑倾向。
　　其实，在清朝词坛上，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前者竭力纠正明末词流于迂缓的毛病，因此主要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其缺点在于主张清空，却流于浮薄；主张柔婉，却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又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醇厚沉着，强调词以立意为本，应有寄托，从而推崇周邦彦的词。王国维力图破此二派的弊端，发出词学新声，重新确立北宋词人的主流地位，因此《人间词话》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一次自我纠偏。
　　当然，正如陈寅恪在给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文中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再有影响的书，也是一家之言，或有可商的余地，但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此，《人间词话》问世以来，随着王国维的名声一直流传海内，在学术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对于很多不读古代文学批评专业书籍的人，也会随手准备这小小一个册子，做平时品诗评词的参考。
　　本书主要收录了《人间词话》的手定稿、删稿，以及其他散见于各处的王国维论词的文字，注释时借鉴了各位前辈学者的观点，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另外，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编者才学如微尘之末，文字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朋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