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埃科其人其作

时至今日，这样的现象已经不多见：一位人文学者的逝世引起全世界主流媒体、文化界、政客以及普通读者的关注，而翁贝托 · 埃科正是其中之一。2016 年 2 月 19 日，埃科逝世的消息自意大利传至世界各地。当时的意大利总理马泰奥 · 伦齐（Matteo Renzi）悼念道，作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将深刻认知历史的智慧与推测未来的强大能力完美结合。《纽约时报》以《最畅销的学者，驾驭两个世界》为题追溯了埃科穿梭于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生。与埃科有着数次交集的中国媒体界则推出了众多报道，从各个角度纪念与评述这位以广博深邃著称却不失亲切、幽默的当代学术界巨擘，乃至于一年之后再度推出埃科逝世一周年纪念专题。在出版文化界同样引入瞩目的是，埃科的去世进一步激发了其中文译作的结集推出与主题阅读活动的开展 ，相关书评报道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散见不绝，体现了埃科在中文知识阅读界广泛的接受度。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媒体文化界，对于埃科的评论始终离不开这些关键词：学院派、博学、后现代、顽童、畅销书作家赞誉或批评皆自此而来。涉猎广博、立场温和是大多数人喜爱埃科的理由，同时也有论者指其既缺乏学术的深度，亦不具备写作小说的天分。萨尔曼 · 拉什迪（Salman Rushdie）更是批评埃科的小说《傅科摆》毫无幽默感、缺乏性格、完全没有任何可信的对话，是有意为之的垃圾小说。至此，如何全面评估埃科的创作与理论既有必要，亦有可能。在进入其驳杂丰富的思想世界之前，让我们简单回顾一番埃科的人生与学问之路。

1932 年 1 月 5 日，埃科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区的亚历山德里亚省，其祖父是印刷工人，父亲是一位会计师，母亲则是普通的职业女性。埃科的出生地天主教氛围浓郁，却又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热情洋溢的氛围，而是有着冷静平淡的气质。埃科曾指出，正是这样的环境塑造了他怀疑主义、从不过激的气质。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达观、幽默的祖母对埃科的成长与教育影响颇大，而祖父庞杂的地窖藏书，从儒勒 · 凡尔纳、马可 · 波罗到达尔文等，都成为埃科幼时的精神之源。时值二战烽火，在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下，埃科也曾穿上法西斯的服装，参与法西斯的写作竞赛并获得头奖。在皮埃蒙特区的村庄里躲避战火时，少年埃科兴奋于纳粹和游击队之间的交火，并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其中。埃科成年后为之产生悔意，并写入其第二部小说《傅科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埃科 13 岁时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并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这段经历使他接触了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也为他之后成为一名中世纪学者（Medieval Scholar）奠定了基础。1951 年，埃科进入都灵大学学习，与父亲希望其学习法律的意愿相悖，埃科最终选择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学。1954 年，在美学教授刘易斯 · 帕瑞森的指导下，埃科完成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经修改后于 1956 年出版，更名为《托马斯 · 阿奎那的美学问题》（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 1956），此书与数年后的另一本专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 1959）一起，奠定了埃科作为中世纪学者的地位。

年轻时的埃科曾在天主教僧侣和哲学家面前讲授漫画这一组合似乎可以象征埃科一生的学术风格。在大学毕业期间，由于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埃科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在这段时间，埃科经历了严重的信仰和政治观念危机，这使得他最终转向一种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念，并开始生发出纯粹的学院兴趣。毕业之后，埃科进入 RAI（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担任文化编辑，开始与一批前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交往，其学术兴趣则从托马斯 · 阿奎那转向了詹姆斯 · 乔伊斯，并协助先锋作曲家卢恰诺 · 贝里奥创作了电子音乐的杰作《主题（乔伊斯颂）》。此段经历使得埃科从媒介的角度获得观察现代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影响了埃科对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立场，在之后的学术与专栏写作中埃科持续关注该议题。

五年之后，埃科离开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在米兰的一家期刊社当了非文学类栏目编辑十六年之久。这期间，他还为另外几份报刊撰稿、开设专栏，成为意大利先锋运动团体六三学社（Group 63）的中流砥柱。埃科的这些杂文作品起初与罗兰 · 巴特的风格比较接近，但在研读了巴特的著作之后，他深感无地自容，于是转向更为综合的风格，将前卫文化、大众文化、语言学和符号学融为一体。1962 年，埃科发表了成名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 1962）。此书乃是埃科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工作期间与一群先锋气质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交往的成果，也是他对帕瑞森美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书中的文章原本是埃科在各种杂志上议论先锋艺术的理论批评，后经伊塔洛 ·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鼓动，方成为一部系统的关于开放概念的理论总结。埃科曾谈到，原打算用当代艺术理论中的形式和不确定性作为书名，比较而言，原书名的理论指向更为明确。凭借此书，埃科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1964 年， 埃科发表了《 启示录派和综合派 》（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1964），这是一本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埃科看来，启示录派代表这样一种观点，即启示录是一本预言末世来临的书，由此可以推测媒体会带来文化的末世来临；与此相反，所谓综合派的观点是，由于媒体引导潮流，因而，文化也只能融入、综合其中。埃科试图在启示录派和综合派这两个乍一看完全对立的观点中寻找互补关系和帮凶关系。

从 1964 年开始，埃科在米兰大学建筑系授课，讲授可视交往（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进一步尝试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建筑传达特定社会与政治含义的方式。在埃科之后的小说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埃科早年的这些极其多样化和丰富的学术经历的影子。

先说一则故事。

在《悠游小说林》中，埃科讲述了自己的一次遭遇此番经历会引起很多小说家的共鸣在他的小说《傅科摆》的第 115 章里，有这样一段情节：主角卡素朋在 1984 年 6 月 24 日夜里 11 点到 12 点之间，参加完巴黎科技博物馆里的一场异教徒仪式后，沿着圣马丁路前行，穿过欧尔路，走过波堡中心，最后到达了圣玛丽教堂，之后他又沿着几条不同的街步行，每条都有名字，一直到了沃士奇广场才停下。小说发表后，埃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毫无疑问是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以至于去国家图书馆看过所有 1984 年 6 月 24 日的报纸。他发现，在卡素朋路过圣马丁路的时间前后，该处发生了一起大火灾，于是这位认真的读者问埃科：为什么卡素朋没有看到这场大火呢？

这则笑话至少提示我们，虽然真实性问题在叙事诗学领域由来已久，但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埃科问道：我的读者寻找一场在巴黎确实发生过，却没有被我写进书里的火灾是否有理呢？在这位热心读者看来，小说叙事的真实性意味着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应该构成对应关系，意味着叙事艺术应当致力于对现实生活事无巨细地再现这当然是极端的表现。然而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叙事的真实性，或者说，叙事的再现功能是不证自明的。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文学批评家们首先确认的通常也是小说叙事对生活的某种再现，尽管再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外部的客观现实，也可以是创作者的自我内心世界。亨利 · 詹姆斯写道：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试图表现生活。

埃科认为，小说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寄生虫，它既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赖以存活的营养，又构成自成一体的独立世界，其独立性则来源于虚构的力量。也就是说，小说的真实性乃是虚构行为赋予的，这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悖论：因为虚假，所以真实。在埃科关于小说叙事的本体论思考中，虚构诉诸故事情节的排列组合与精巧设计，诉诸丰满完善的细节所营造的真实性，因而，真实性问题在埃科看来主要是一个形式论问题。而对于真实性所指向的主体意义，埃科则给予坚决的回避，这表现在他对经验作者与模范作者的概念区分中。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偏爱，则体现了埃科关于小说叙事真实性见解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对此，本章将在真实与自我这两个概念中讨论小说叙事的真实性问题，并甄别真实的与现实的、自我的与自恋的此两组概念之间的混淆与疑惑，在埃科的后现代反讽气质中，导向对真实即重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