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新解杂议_张之权著_9787512219243

《〈中庸〉新解杂议》为湖北工业大学退休副教授张之权撰写的学术新著。全书分十四章，十三万余字。书中分析批判了南宋学者朱熹提出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中庸之道背离了《中庸》的原意，是通过修改版本提出的错误主张，揭示了《中庸》原著的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种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求真（或求实）之道。

自序

本书所述内容，主要是对朱熹注释《中庸》时对中庸之道所做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解释提出异议，从这个角度说可以称为中庸新解。但是，本书对中庸之道的解释，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忠于《中庸》原文，恢复《中庸》自身的定义和郑玄的注解，从这个角度说又谈不上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早先是北宋学者二程（程颢、程颐）提出来的，不是朱熹的原创。但是，朱熹是二程学术上的继承人，他在注释四书时，完全继承了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就主要说朱熹。

中庸二字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至今找不到明晰的判定。这两个字最早见于《论语》。《论语·雍也》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不过，通观《论语》，并没有对此语的解释。什么是中？什么是庸？不知道。至是来到的意思呢，还是最好的意思？不好确定。

《中庸》一书，虽然以中庸为名，但全书对中庸二字也没有专门解释。书中有中庸10处，另有含庸的2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对于庸字，没有专门解释。

庸本是个多义词，它的内涵是附在中字上的。先确定中的含义，再对它进行恰当的匹配，朱熹说的不易之谓庸和郑玄说的庸者，用也都是这么做的。对于中，《中庸》第一章有两句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也不算明确的解释。正是因为《中庸》对这两句话没有明确解释，留下了理解空间，所以发生了歧义，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庸。一个是《中庸》原文和郑玄注释的中庸，一个是朱熹的中庸。这两个中庸的存在人们是知道的，但从南宋以后学界只宣扬朱熹的中庸，而完全抹杀了郑注中庸。

这种修改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庸》原文明确认定小人有中庸，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认为小人不配有中庸，两方面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小人也有中庸，是不利于朱熹的中庸之道存在的，因此必须修改。不是近义词的调整，是反对关系的变更。在现代这种事是谁也不敢做的，必然招致口诛笔伐，因为，在逻辑上保持论说概念的同一性是必须遵守的准则。在古代，朱熹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极具随意性。

事实上《中庸》是对的，这种修改是不能允许的，必须批评朱熹。

批评的矛头直指朱熹是很难被中国儒学界接受的。朱熹被学术界推崇为孟子以后（也有人说是孔子以后）的大儒，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朝被奉为圭臬，直到现在，绝大部分注释四书的学者仍将其视为金科玉律，不曾有任何怀疑。但在不偏之谓中这个问题上，朱熹的许多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是牵强附会的，可是学界发出的赞许性议论文字，用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其多。在这种环境下批评他的错误，如果没有高度的唯物主义精神，人们就很难接受。

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著述甚多。朱熹于宋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在今福建尤溪县，家境不好。祖父朱森是一个只读经书，不问生计的酸腐士子，一生潦倒不得志[1]。父亲朱松于政和八年（1118年）戊戌擢进士第，授福建政和县尉。其祖父朱森随子入政和县传授理学，宣和七年（1125年）不幸病故，因家贫而不能归葬江西婺源原籍。朱松在赵鼎任宰相时，除校书郎、迁著作郎，又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2]，可见其积有一定人脉。朱松诗名重当时，亲自培养了朱熹写诗的才能。

为了开拓沋郎（朱熹小名，因其出生于沋溪河畔而得名）作诗文的眼界，朱松常携带他出访名公硕儒和诗友，绍兴十二年九月他携沋郎有福州之游，是因为他的好友程迈来帅闽，但也是为了拜访归居长乐的著名诗人芦川居士张元干（幹）。张元干在胡铨上书乞斩秦桧被谪新州时，曾以一阕气壮山河的《贺新郎》送行曲而名垂青史，同朱松是志同道合的诗友。[3]

朱熹13岁时作诗已是运笔生风，力能扛鼎[4]。朱熹受父亲和家族的影响，年轻时究心于佛老之学。朱熹参加礼部试，用禅学的意思回答《易》《论语》《孟子》之义竟高中进士，后来师从李侗才弃释就儒。因而，朱熹对释、道、儒都有深刻研究，学识渊博。

朱松因秦桧决策议和而与同列上书皇帝表示反对，遭秦桧打击，便离开朝廷，出知饶州，未到任，47岁就去世了。这时，朱熹才14岁，家贫，依朱松遗嘱，奉母率妹赴福建崇安县五夫里投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在那里定居下来。他父亲的另一个朋友刘勉之爱之甚厚，把女儿嫁给了他。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受学于李侗。李侗也是他父亲的朋友，为程颐的三传弟子，对他十分器重，把贯通的洛学传授于他，可说李侗是朱熹成为理学大师的领路人。

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治、人民的疾苦、父亲的社会关系、贫寒的家境和良好的教育，是朱熹理学观形成的客观条件。

朱熹19岁登进士第，22岁授福建泉州同安县（现属厦门市）主簿。他历经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活了71 岁，《宋史》称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就是说他为官不到十年，其余四十年都从事讲学和著作。朱熹著作之多，在中国哲学家中少见。他自己撰写的和经他编定的著作有数十部之多，在其壮年，年年有著作，有时一年完成两三部，即使在为官任上也笔耕不辍。但是，涉及古书注释，亦有贻误。不过，这也在所难免，因为深思熟虑不足故也。

我们读书常有这样的体会：对同一本书，隔段时间再读，领会又不一样。朱熹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他曾说：旧尝看《栾城集》，见他文势甚好，近日看，全无道理。[5]

朱熹特别钟爱《四书章句集注》，注释了一生，修改了一生。有人要拿他的《中庸解》去刻印，他说：切不可！某为人迟钝，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不可知。[6]有人问他：《大学解》已定否？他说：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之后又见不稳。[7]一直到庆元六年(1200年)临终前，他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8]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朱熹留世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应算盖棺论定。他在世时不断修改，今次之改，必因于前注之失。难道因他去世，后人就无权质疑他的前注之失？显然没有这个道理。朱熹所注四书，未能忠于原文的地方多有出现，不偏之谓中是影响最大的一处。本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2013年，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出了一本新书《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书中列举朱注之失数十处。傅佩荣先生有这样两段话，我极为赞同。他写道：我们对朱注求全责备，实因其六百年以来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所有念书人首先接触的注解。其影响深入而广泛，甚至掩盖了原文的意思。许多学者先入为主，认为朱注的说法即代表孔子原意，而其实未必如此。他的说法若有值得商榷之处，就须以合理的思维去验证。[9]

傅佩荣先生说得很对，朱注《中庸》，有些地方确实掩盖了原文的意思，而学者们还以为它代表了（中庸）原意，连篇累牍歌之颂之，顶礼膜拜，取的却不是真经。

不偏之谓中，这句话没有错误。笔者批评的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说这句话是朱熹等人硬塞给《中庸》的，不是《中庸》原文的精神。朱熹的中庸之道，美则美矣，说起来好听，其实从来没有人实践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到底什么是中？他们的解释太玄，绕来绕去，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也不一定能被大家接受。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释《中庸》时，理学系统已经形成，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庸》注释中表现明显。他极力推崇《中庸》，要求人们读四书时，先读《大学》，次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10]。而他在注释《中庸》时，社会已前进了1000多年，社会生活的积淀，他的学识的增广，已经超过了《中庸》的承载范围，所以，他在注释中，就不自觉地在许多地方不顾及《中庸》的古人之微妙而塞进他的理学思想。于是，他所推崇的《中庸》就成了被他用不偏之谓中改造过的《中庸》。这种痕迹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他注释的《中庸》与原著《中庸》的多处矛盾。这种矛盾的消极一面是朱熹的硬伤，给朱熹造成了很大被动。研究朱注《中庸》，看不到两者的差别，只给朱熹唱赞歌，是没有读懂《中庸》，也是不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硬伤。

朱熹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发展到宋代的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合理性。简而言之，学术的抑扬兴衰都离不开政治。赵宋新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那种政权走马灯式的更迭，自然会谋求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每一个政权都是要有理论为其服务的。北宋前期就有一批有才能、有建树的知识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从传统的儒家学说中找出思想武器为巩固北宋王朝的政治服务。二程理学就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学术有从属于政治的一面，具有了一定规模之后，其从属的一面有时会变成强烈的政治诉求。朱熹与程颐相差90多岁，是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出生时，北宋已亡，南宋偏安，秦桧当权（朱熹出生第二年秦桧为相），岳飞被害（是年朱熹13岁），官员腐败，生民涂炭，加上贫寒的家境，使其更了解民间疾苦，这些都反映到了他的思想里。他为人耿直，在为官任上，能体察民情，抑制豪强。他一方面不断给皇帝上书，揭露官场和社会弊端，一方面研究学说，并和其他学派的学者辩论、切磋，所以朱氏理学有反映社会要求的一面，这就是政治诉求，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进步是忠君的，是维护三纲五常的一种呼喊，是人为设计的皇帝和平民之间的一种平衡。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几样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计，是天子的专利。《中庸》又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意思是说，身居下位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获得君王的信任，不然你就得不到治国的授权,当不了官。它还说天下之达道五，其中第一个就是君臣之道，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是达道之中最重要的道。这些话都是皇帝最喜欢听的，如此，哪个皇帝不喜欢《中庸》？

儒家学说里面还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慎独中庸民贵君轻等思想。这一类话，似乎对皇帝也是有制约性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喜欢这些话，尽管不起作用，士大夫们却陶醉其中，民众也乐意接受这些思想。朱熹专门提倡四书，这些东西都被从四书里发掘出来，成为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东西。再加上他反复论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所以朱熹的学说能被当朝统治者欣赏，被抬到很高的地位。皇帝抬，知识分子也抬，社会各界都抬，于是越抬越高。

哲学来源于对世界的认识，也是解释世界的学说，具体而言是解释人和客观事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时代不同，解释的水平也不同。《中庸》作为哲学著作，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及《道德经》，但它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度优于《道德经》，这跟它比《道德经》晚很长时间有关，也跟它的内容单一且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

《中庸》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它承认事物的真实性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对于这种客观的真实性如何认识？它提出了一套诚之的方法，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归纳起来这是一套求实的方法。真正的中庸之道是求实之道，说得非常明白，比《道德经》明晰许多。只是被朱熹的不偏之谓中掩盖了光芒。

《中庸》的哲学特征是，观察事物的态度有唯物主义成分，而认识事物的方法基本是主观体验式的，合起来是一种主观唯物主义。它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却靠主观体验去认知事物的规律性。如果用在社会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社会实践作基础，它就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时，它的认识是否正确，可以由事情发展的结果予以证明。如果用在自然科学领域，它不强调物理、化学方法的验证，对很多问题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将问题刨根到底。

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面的，人们在实践中取得的认识是否正确，还需在以后的实践活动中进行检验。而正确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实践就能取得的，必须经过多次实践、多次修正错误才能取得。凡属科技方面的认识，必须有科学实验的验证才能算数。

朱熹晚年，程朱理学曾被彻底否定。朱熹得罪权臣韩侂胄，皇帝对他的聒噪也厌烦了，在他67岁的时候，程朱理学被朝廷定为伪学，还有人上书要求斩杀他。是时，四书等儒学书籍被列为禁书，被列入伪学逆党籍的官员有名有姓的达59人，其中宰相就有4人[11]。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朱熹仍然讲学不辍，处之泰然。他去世后不久，即全面翻案，学说被尊崇，人也被抬高，朝廷追赠的名号有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太师信国公徽国公齐国公等。朱熹被否定得彻底，翻身得也彻底，打而不倒。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政治因素，也是他的学说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具体内容许多研究朱熹的著作对此都有详尽记载。

本书不是研究朱熹的专著，之所以较多联系朱熹，是想通过他注《中庸》之失这个窗口认识朱熹学说的特点，进而正确认识《中庸》。

中国两个中庸之道区别的源头在于对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个判断中的发与中的解释不同，两者相去较远，不能互相参照，互相补充。它们只能共存，各说各的，各行其是。

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严谨的风气，有些学者在其著作中直接修改了原文，写成小人之反中庸也，开始只有少数几人，现在则比较多见了。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有完整的体系。他学问高深，当时的人们没有能力批评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朱熹，而在于弄清楚他所主张的究竟是什么？他的中庸之道和《中庸》原著究竟有何区别？他的理论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多远距离？这些，对我们才是最有益的。

朱熹对《中庸》的注释，学界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人数不多，都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论述稍为具体一些的是卢元骏的《五经四书要旨》（台北三民书局，1972年）。

该书第94页说：程、朱解释中庸二字，中字的意义与郑氏所解虽难同，而庸字的意义则仅取常而忽去用了。我们试从《礼记》中使用中庸一词的文句会拢来看，从常与用两种解释来加以选择，似乎解作用字更易获合理。《中庸》这一部书命名的含义，还是以郑玄的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较为中肯。

如此寥寥数语，远远达不到将问题说清楚的要求。

本书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在说清楚三个字上下了功夫，说清楚了四个问题：

第一，朱熹的中庸之道在《中庸》原著里没有依据，它是曲解《中庸》原著并且通过修改原著才形成的理论。

第二，厘清了《中庸》原著脉络，揭示了《中庸》原著的中庸之道，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联系社会实际对此中庸之道做了必要补充。

第三，说清楚了朱熹所注释的《中庸》与《中庸》原著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它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特征，《中庸》是主观唯物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两者差别十分明显，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一目了然。

第四，《中庸》的哲学特征是主观唯物主义。

本书为什么侧重于议，有两个原因：

其一，关于《中庸》章句注释的书籍汗牛充栋，除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元、明、清三朝以及民国时期的千百种注本，现在的注释本也有数十种，我们无须再着力。

其二，是正确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需要。

我们知道，《中庸》原著的本意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它在多处按照古人的实际是儒家的准则进行了议论。这些议论经过朱熹等人之手被奉为金科玉律，人们必须无条件地遵照执行。这些准则是服从于、服务于三纲五常的，千百年过去了，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无议不足以明理；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恰当的议论就会沦为封建文化的贩夫走卒。所以，本书联系《中庸》原著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议论，以期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例如，《中庸》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这句话被很多人强调为做人要循规蹈矩。这显然是片面的，是不利于创新的。我们要重新审视素隐行怪，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

次如，《中庸》是提倡孝道的，而儒家的孝道是服务于封建生产关系的，现在正在消亡过程中。这个消亡过程很快，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就不能正确认识这种历史现象。

之所以定名为杂议，取其议论角度之广。本书既有对朱熹中庸理论之矫正，此为一议；又有对《中庸》原著正确理解之阐释，又是一议；还有在看待若干社会问题上朱熹理论与中庸的差别，又是一议；等等。如此构成杂议。虽曰杂议，并非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请读者鉴察。

本书只是笔者多年来读《中庸》获得的一些心得体会，抛砖引玉，难免贻笑大方。

00笔者读过几本水平很高的研究朱熹的专著，得到很多教益。这些著作都是从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的，对朱熹多有赞美之词，无可厚非。像朱熹这样的大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该赞美的应该赞美。本书所论中庸之道只涉及其学说的一个点，不是面，完全是个人一孔之见，没有针对任何学者的意思，我对这些作者皆充满敬意。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湖北工业大学汉语言传播系原系主任张剑平教授诸多帮助，无任感怀，谨致谢忱！

张之权

2021年2月2日于湖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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