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坐飞机时，听到广播里说机舱内有紧急医疗状况。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这个大放光彩的机会不能放过。
让我过去，我是医生。我边说边从聚集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像个电影中的英雄。
过道上，一位脸色发红、眼镜起雾的大好人已经对一具人体做起了心肺复苏，他冲我上下打量一番，问道 ：你是哪一种医生？
看来竞争之激烈超出我的预料。
我告诉他我是精神科医生。
他挑了挑一边的眉毛，视线转回病人，咕哝了一句：我嘛，是急诊医生。好吧，如果我让他恢复了心跳，你就来问问他的童年经历好了。
诚然，以当时的情形，不能为病人恢复脉搏，一切全都免谈。不过这次事件也反映了至今仍很普遍的一种心态 ：精神健康不像身体健康那么重要。
经过报纸、电台、电视、播客、推特和TikTok的宣传，公众对精神健康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然而目前大家关注的仍只是精神问题中较为温和、较易接受的那一端 ：焦虑、抑郁、强迫障碍（OCD）、孤独谱系障碍（ASD）或是确诊者越来越多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至于那些带着慢性、重症标签的障碍，则被认为更加糟糕、丑陋乃至可怖，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比如精神分裂、双相、人格障碍或者物质滥用障碍。
这本书写的是有后一类问题的人。对他们来说，在冷水中游泳和正念填色多半不会奏效。我希望做个潜伏者，记述我在这个医学中最神秘也最具争议的领域执业十年的经历，也希望纠正一些对于精神科的病人、医生和医疗活动的错误认识（就比如，诊室里其实没有软包墙）。
许多人依然相信，抑郁是化学失衡引起的，或者双相会使人成为创意勃发的天才，要么精神分裂患者都是挥着斧子的杀人犯，因为他们脑子分裂了。
你知不知道，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心理咨询师（psycho logist）和大神儿（psychic）有什么分别？因为电视的误导，大多数人认为我要么会读心术（那是大神儿的营生），要么能对付吃人的连环杀手（那是精神法医干的事），要么向躺椅上那些富裕的神经症患者询问他们母亲的情况（那是精神分析师，psychoanalyst）。实际上，作为一名普通成人精神科医生，我平日（经常还有平夜）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至少是尝试帮
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
常有人说，精神疾病和断一条腿没有什么两样。我自己在医学院攻读六年之后又做了两年的低年资医生 †，那段时间里我治过许多条断腿，主要在急诊部，往往还是在急诊部的过道里。
当时我看过的断腿，要么是一处歪斜的变形，要么运气较好，是有一截方便诊断的骨头戳了出来。给伤者查体时，我能用手摸出骨折的地方（虽然伤者可能更想我别摸）；如果摸了还是不能确切诊断，我还可以用验血来排除引起骨头疼痛的其他严重原因，比如骨髓炎 ；或者我也可以要病人拍个X光片，当场把伤情确认得黑是黑、白是白。断腿的有效疗法也是现成的 ：我会将伤者转给骨科医生，他们会用螺丝修复断骨，再敷上石膏固定，要不了多久，伤者就又能玩撑竿跳了。
可是精神科就不一样了。你看不见妄想障碍，摸不出双相，抑郁靠验血验不出来， X 光片也拍不出精神崩溃的人心中的参差裂缝。你也不可能把听诊器贴到某人头上，去听他幻听到的说话声。
那么从哲学上说，我们如何在所谓正常和障碍之间划出这些武断的界线？毕竟正常和障碍都会随时空而变动。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同性恋都还被认作精神疾病，要用厌恶疗法治疗。对于那些冒险走到我们的正常观念之外的人，又该如何治疗他们？而当一个人自认是耶稣，试图在当地泳池的水面上行走时（见第08章），真的还有时间留给我们思索这个问题吗？
另一处复杂在于，那些与现实脱节的病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病了，因而自然也不愿意接受治疗。和他们相比，一个脚掌扭向身后的男子至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实际层面的隐患。从统计上说，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在一生某个时刻遭遇精神健康问题，虽然精神疾病在英国的全部疾病负担中占比达 28％之多，它收到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拨款却只有 13％。更糟的是，虽然对精神健康支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精神卫生去机构化（社区康复）变革以及近来的财政紧缩趋势，英格兰的精神科病床数从1988年的6.7万张降到了今天的1.8万张。
于是，紧急病房的月平均入住率超过了100％，满员的医院在病房的沙发上开辟简易病床，在杂物间、禁闭室乃至医生办公室里摆放行军床。有时病人要被送到近 500 公里之外才有最近的医院病床。 2019 年，精神科病人为了躺上区域外病床而旅行的路程，相当于环绕地球 22 圈 3你能想象让某个拄拐杖的人这样奔波吗？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治疗病人的和伍迪·艾伦电影中那些静谧的曼哈顿治疗室判若两个世界。
NHS的许多员工都用苦中作乐来对付这类窘境，所以我偶尔也会在书中说几个阴间笑话，希望你别介意。我认为喜剧是一件宝贵的工具，它能帮人应对艰难的课题。况且，如果在为精神健康争取与身体健康平等待遇的斗争中，我们因为在人体的孔洞中发现了五花八门的东西而开怀大笑，那我们偶尔也必须承认人心的黑暗与荒谬。比如有人要过量服药，服99片扑热息痛因为他买了100片却掉了一片在地板上，又怕弄坏了肚子所以没有捡起来吃掉。
除了可耻的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粗疏的药物治疗、病人等候医治等得比医院网络加载用时还久以外，我希望你也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些乐观的种子。
最后，这本书也是在写我自己，写为什么竟有神智正常的人选择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希望它能使你们明白，在医生那一袭白大褂下面，或者就我来说是那件手肘打了补丁的外套下面，同样是一个人。并且在所谓理智清醒和精神疾病之间的那条模糊界线，并不总能由医生清晰地划定。
序章
凌晨4点。员工电水壶的开关轻轻弹起。我在杯子里放了两个茶包，搞个双倍浓度，再倒入滚水，还有一大股标明属于安琪拉的脱脂奶，我知道这时间此地就我一人。
在顶楼，我在磨破的地毯上拖着沉重的步子，经过空荡荡的医生办公室继续朝里走。我年资还低，办公室只能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橱柜间，其实就是一只大柜子。我试过在办公桌上放一盆植物来增添一点个性化，多一点生气。可那是一盆仙人掌，一种沙漠植物，只靠最少的水分勉强生存，用来比喻NHS再合适不过。我们的团队秘书谢丽尔是个园艺迷，她总是把我的仙人掌移到过道里，说它需要自然光。而我每周五天一直待在这个没自然光的角落，倒似乎没人关心了。
手上的茶杯传来的温暖是一份小小的慰藉。我吸溜几口茶水，坐进椅子开始这一班的工作，之前干了七个小时，之后还要再干六个。我已经接待了八个病人，隔离了其中五个，病历记录还一条没写。
……
我对休眠的电脑感到一阵妒忌，伸手把它唤醒，接着揉揉眼睛，开始记录方才接待的患者 ……我才打了几个字，传呼机就响了，又一次。
真他妈的！能不能……别……呼我了我朝着那只小黑盒哀求。幸好在拿起电话前的几秒钟里，你说什么对方也听不见。
我在办公桌的电话上狠狠摁下呼机屏幕上发亮的四个数字，接着变戏法似的换了一种人格。
你好，精神科，有什么可以帮你？
电话彼端，一位直率而烦躁的急诊部女护士长给我转了个病人过来。有个人给你。她说。
或许我当初应该做外科医生。从来没人这样对他们说话。
嗯？有个什么？
一个精神病人，亲爱的。你是今晚值班的精神科主治吧？
嗯，是我。能再说详细点吗？
电话中，我听见一声恼怒的叹气。接着是一阵翻记录的沙沙声，背景里有脚步声、轮床的吱吱声，以及安慰医护人员病人还活着的机器哔哔声。
……34 岁，跳自杀桥的。护士长说。
我那缺乏睡眠的大脑开始游弋。
市政是不是该给自杀桥重新取个名？更振奋一点，像是别想不开高架或者会好的天桥？
沃特豪斯大夫？
抱歉，我在。我感觉这个病人或许能打发走，那样我就能处理一些文件，甚至喝掉这杯茶了，这类病人不该由急救人员处理吗？人应该……还活着吧？
哦，因为你空着啊。病人运气好，掉在了一片荆棘丛里。
表皮有好多划伤，都叫整形科缝好了。一只手腕骨折，骨科也打好石膏了。就等往你那儿送了。
我看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文书。还有一张牌可以打，一个把这位病人推给别人的机会。
人是从自杀桥哪一侧跳下去的？
啥？
是北边对着教堂的一侧，还是南边对着购物中心的一侧？
因为这座桥是南区和北区应急小组的分界。我们是北区的。
老天爷……她不屑地嘟囔了一声。
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冷血地置人命于不顾，而是NHS就是这么组织的。我自己已经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为什么还要接收可能属于另一支团队的病例？这就像是飞机即将坠毁，你永远要先自己戴好氧气面罩，然后再去帮别人，对吧。
我听见护士长在翻救护车记录，于是决定抽空看看我的手机……
好，找到救护车报告了。护士长宣布，报告说病人身上酒气强烈……说只想死……最好的朋友昨天死了……哦，就在这儿。病人是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的，地点在圣马丁教堂的停车场。所以就是你的！
我。
我打开全国网上数据库 Carenotes（诊疗记录），它好比精神病人的脸书。
病人的NHS号是多少？她报出编号，我敲进系统，点下搜索，趁老掉牙的电脑载入的时间喝了一大口茶。
屏幕上显示出了名字。是我认识的人。
如果生活是一部电影，此刻我的杯子就该失手掉下，碎瓷片以慢动作在地板上四散溅出。我多半还要发出哀号，尖叫着扯几把自己的头发。但眼下的气氛一点也不电影。我早已学会了用机器人般的职业态度吸收最极端的情绪，管它是震惊、恐惧还是悲伤。感情迟钝了，工作就容易了。
马上过去。我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匆匆向急诊部赶去，将那杯冒着热气的茶水留在了办公桌上，周围是其他喝了一半的茶水堆成的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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