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鸡鹅巷到大方巷
1949 年的春夏之交，我的父母从苏州参加了第三野战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来到了古城南京。听父母说，开始他们住在鸡鹅巷53 号，俗称戴公祠。
戴公祠就是军统最初发家的地方，原来是胡宗南第一师驻京办事处。1931 年，戴笠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用一句南京话说：不成猴子耳朵。他的拜把子兄弟胡宗南就把鸡鹅巷的一处房产让给他，这是一处两进的院落，前院送给戴笠联络组，白天当办公处， 晚上这些人就打地铺，横七竖八地睡在上面。后院是戴笠家属的住所。前后不插门。1946 年3 月17 日，戴笠在岱山摔死以后，这里就成为纪念戴笠的戴公祠。
解放军进城后，第三野战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就褫夺了戴公祠的房子。听我妈说，他们住进来时，厅堂里还供着戴笠的大照片和蒋介石题写的挽联，被他们当垃圾随手扔了出去。
戴公祠里的文工团男女团员十几个人都睡在一间大屋里面，打地铺， 中间有两条白单子拉着。了一天的年轻人，挡不住青春的躁动和口水仗。
一年后稳定下来，结过婚的人可以搬出来住。爸妈被分配在城佐营居住，一年后就有了我。当时文工团分成若干小分队要下部队和工厂慰问演出，我在半岁时就成为保育院资格最老的一员。
1953年，三野后勤政治部文工团解散，我爸妈又被调去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工作。我们家搬到明故宫教练场，就是后来的军区体工队所在地，那时明故宫东、西两边还没有开路，规模比现在大得多，里面有一排排上面是半圆形铁皮顶的简易房子，据说是日本人建造的马房，被称作铁皮房。经过改造，中间是个长长的过道，两边隔成一家一户的小间。窗子极矮，只有一米多高，大人一迈腿就可以进出。那年夏天，我二弟刚出生，满身满头都是脓头毒痱子，像癞蛤蟆一样。
出了教练场，往右一拐，就是我后来的工作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宫殿建筑，当时叫西宫，左手出来一里路也有相同的仿古建筑，叫东宫，即后来的南京军区档案馆。
马路对面就是明故宫机场。在教练场就能看到飞机的起落，三岁的我在大院里玩耍时，只要听见飞机引擎巨大的轰鸣声，便吓得双手抱头，哭着喊着往家跑，钻到床底下不出来。
1955年，解放军剧院易名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从教练场搬到大方巷14号，我们家也搬到五条巷6号，大人们管这里叫六号门。红洋瓦小楼房，三楼有老虎窗，每家一两间房，整个院子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你家我家随便串，就跟自己家一样。
大方巷14号位于五条巷口斜对过，前线三个团都在一栋南北走向的长长的三层大楼里：南头是话剧团，中部是歌舞团，最北头是歌剧团。话剧团大楼外左手有一个边门，出去就是军人俱乐部电影院。歌剧团楼外就是军人俱乐部的露天剧场所在地。歌舞团的小学员经常在俱乐部的草坪上下腰抬腿，我就见过后来差点嫁给了林立果的张宁在那里练功。
只要到晚上，话剧团传达室门口就围着一群野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自由出入，还有的跟着我们往里混，但总被传达室老倪伯伯提溜出来。
军人俱乐部在民国时期是国民政府立法院所在地，大门开在中山北路上，门牌10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军人俱乐部。那里是军人和前线三团孩子们的天堂，里面有展览室、小卖部、照相馆、室内球场、网球场、游泳池、溜冰场、露天剧场和室内电影院。大门口有士兵站岗，市民是进不去的。夏夜，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去露天剧场混看电影，白天去捡撕了半拉的票根，每个发小手上都有五颜六色的一沓子票根，下午放学后便去票房看售票员卖什么颜色的票，向发小们发布消息，于是大伙不约而同地各自找相同颜色的票根出来。月上柳梢头，我们就去露天剧场，捏着半截票往里混，大多数时候都能混进去，但也有失手的，一旦被查出，票根一扔便撒丫子逃遁在夜色之中。
有时我们实在找不到相同颜色的票根，就找原伟华画票。他的爸爸原文兵叔叔是舞美大师，伟华造假几乎可以乱真。有一次南京军区体工队和江苏公安队球赛，原伟华画了几张票，不料，我爸看见了，从我手里要了一张。等他进室内球场时，一名负责验票的小战士发现了问题，和另一名小战士在灯下比对着，带着疑惑的表情窃窃私语，但也只能目送首长 坦然的背影却不敢拦下。
1959 年，我戴上红领巾时，作为奖励，我爸带我去露天剧场看电影。我故意高高地扬着票，检票员特意掰开我的手，一看是完整的一张，时间也对，于是悻悻地挥挥手，我得意扬扬地摆摆手。
室内电影院也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电影院不比露天剧场，把守得很严。于是我们另辟蹊径，用木头和竹子削刻成边门的钥匙，一般是开演后三五分钟，几个发小混进去，各自找个犄角旮旯，美美地看到终场。也有胆儿肥的时候，一下子进去了三十多个孩子，搞得台阶上都坐满了。
有时突然全场灯光大亮，原来是内部片，少儿不宜，于是我们被统统清扫出来。几十年后，军人俱乐部的功能变了，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图书卖场；再后来又统统被清退了。
我们家从五条巷6号门搬出后，又到了挹华里15号。搬家时，我爸妈抱着被褥和衣物，我和二弟用竹竿抬着一大团木工干活剩下的刨花卷，是用来生炉子的。那时的小巷里，路都是用大小不等的石头铺成，高低不平，两边是一窄溜的土路，只要不下雨，我们都沿着土路走，这样鞋子不至于被磨损太快，以免前头出生姜（指脚指头露在外面），后面露鸭蛋（指脚后跟露出来）。
大约在1965年，我家又搬到大方巷56号居住。这里也是两幢楼的大院，前一座楼是原苏联大使馆所在地。有一次，我三弟和几个孩子在三楼一间屋的墙壁缝里抠出一个圆形的刻着俄文的黄铜印章。
后院的楼原是白崇禧公馆。当年李宗仁到南京竞选副总统时，白崇禧将此处让给李宗仁居住。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国民政府就代其另择傅厚岗一处花园洋房做官邸。
1949年之前，这里是前后两个院子，分别是56号和21号，中间有围墙隔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作为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第三幼儿园，将围墙拆了，成为一个大院。后来幼儿园迁走了，此处成为话剧团家属院。
1968年秋，南京掀起上山下乡高潮，17岁的我去苏北插队，不久，二弟去了连云港东辛农场；1969年九一八时，爸妈带着三弟去了合肥的南京军区五七干校。我们家从此离开了大方巷的老房子。
但是，老巷裆的故事残留在城市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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