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学史
前言
谭帆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就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研究格局：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各体文学理论史研究和中国文体学史研究。且形成了四个相对比较集中的研究阵地：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各体文学理论史研究和中山大学的中国文体学史研究。故以各体（或分体）为研究路径，在学术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也应看到，数十年来的各体（或分体）文学批评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还并不成熟，各体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特价值和内涵特色也尚未厘清，故而研究格局虽有所突破，但本质上仍然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以理论思想的揭示和阐释为其最为重要乃至唯一的目的，只是研究对象集中于一种文体而已。这一现象在小说批评史研究中同样也是如此，甚至更为突出。
一、学术史的回顾与省思
翻检中国小说批评研究史，以下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首先，中国小说批评史研究发端、成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21世纪以来逐步趋于寥落。
如在小说批评史研究领域，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首开研究小说批评史之新域。该书虽不以小说批评史命名，但实际上有明显的史的脉络，而所谓小说美学也基本不脱小说理论研究之范围。故该书的出版奠定了从理论角度研究小说批评的传统，在学术界和读者群中均有很大的影响，并在小说批评史的研究中确认了以理论思想为主体的书写格局。
《中国小说美学》在学术界和读者群中的成功，深刺激了小说批评史研究的开展。在19821992年的短短十年间，小说批评史的著述竟有七八种之多，代表者如黄霖《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王先霈和周伟民合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方正耀著、郭豫适审订《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和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等。
无疑，这些陆续出版的小说批评史著作都是在《中国小说美学》影响下的产物，其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也一脉相承。
但令人费解的是，小说批评史研究的兴盛期仅有短短的十多年光景，21世纪以来的小说批评史研究已颇为冷寂，仅有王汝梅、张羽合著的《中国小说理论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罗书华《中国小说学主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吕玉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等少数几种，且影响均不大。
其次，在小说批评史研究中，术语的使用非常随意甚至混乱，且少有辨析；而究其实，乃直接承续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传统，包括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但对统括这些内涵的研究术语缺乏相应的梳理、规范和界定。
如在小说批评史研究中，常用的术语是小说学小说理论小说批评和小说美学。四者各自的内涵是什么，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均缺乏相应的考释和定义。我们举宁宗一主编的《中国小说学通论》为例，该书将小说学分解为观念学类型学美学批评学和技法学五个部分。但若细加分析，上述五个部分所涵盖的内涵其实仅是借用当今文艺学观念作横向展开而已，其研究对象没有越出传统小说理论的研究范围。
这种对小说学的内涵理解相对比较偏狭的境况，致使小说学徒有其名，而难以真正改变小说批评史研究的固有格局。
至于小说理论与小说批评，同样也是两个内涵不确定、外延十分模糊的概念，且在20世纪以来的小说批评史研究中并无相应的区分。
如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的术语使用就非常典型，该书在书名中标为批评，从术语本身而言，应该以小说的文本批评为主体；但总观全书，还是以理论观念为核心。我们举第一编小说批评的萌发时期（先秦至宋元）为例，这一编共分四章，依次为：朦胧的小说观念幻奇理论的产生实录理论的形成小说功能的发现。不难看出，这四章之标题都是关乎理论的内涵，而少批评之特色，实际上也是以传统文学批评史之名来行小说理论史研究之实。相对来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名实较为相符，该书主要从理论思想角度清理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发展。由于术语辨析的缺乏，不少小说批评史论著干脆将理论和批评作为组合词同为书名，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王先霈与周伟民合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和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等。
综合上述两点情况，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小说批评史研究之盛况，何以在21世纪伊始就戛然而止这一颇为特殊的现象。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这一局面的形成跟研究术语及其背后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述，小说批评史研究所采用的术语主要有四个，即小说学小说理论小说批评和小说美学。这四个术语除小说学之外，其余三者的内涵和外延均十分明确，也都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内涵，即以对小说的理论思想研究为中心。但相对而言，小说批评中的理论思想无法与历史久远的诗文批评相比，无论是延续的长度还是理论的深度都远逊于诗文批评。且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格局和研究对象都是以诗文批评为主体，好多适合于诗文批评的研究内涵在小说批评中并不突出，甚至缺乏，这无疑是影响小说批评史研究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故一味以理论思想为研究对象，相对短暂的历史和有限的理论资料就成了研究的瓶颈，故小说批评史研究在一阵高光之后归于冷寂，或许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对于研究者而言，再以理论思想作为小说批评研究之核心实有巧妇难为之窘迫。而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何冲破这个瓶颈，如何建立新的研究格局，如何运用新的研究术语及其理论方法。我们提倡小说学这一术语，并对其作出新的界定，正是针对上述背景而作出的思考。
二、小说学史的书写原则
关于小说学的历史书写，首先要强化的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尤其是对于薄弱环节的研究要有针对性，以改进以往研究的不足和弥补以往研究的缺失。
如对于小说存在方式（改订、选本、著录、禁毁）的研究是小说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小说学史研究的重心之所在。为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充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大幅度增加研究的比重。
如改订问题，这是古代小说学的一个重要内涵，在小说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但历来的小说史研究常常把小说创作和小说评点分而论之，梳理古代小说史一般不涉及评点对小说文本的影响（有时还从反面批评），而研究小说评点史又每每局限于小说评点的理论内涵。于是，小说评点家对于小说文本的改订就成了一个两不关涉的空白地带，这实在是一个研究的误区。
对此，一方面要开阔研究的视野，将改订作为小说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加以研究，深入探讨改订的小说史意义，凸显其独特的文本价值和在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同时，在小说文本尤其是文言小说文本中寻求改订的文献资料及具体操作的方法和意义。
又如小说的著录问题，是古代小说学的重要内涵，尤其对通俗小说的著录更需广泛梳理。在书目中著录通俗小说以明代最为突出，梳理和探究这一现象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从中可以看出明人对小说价值、功能、地位等进行重新认识与评判的历史轨迹。因此，也有必要将其从明代小说存在方式研究中单独析出，详细探究明人是如何著录小说的，以显示著录的小说史意义。
其次，小说学的历史书写要重视研究观念的梳理，尤其对一些重要命题要作出反思，提出新的观点，以改变长期以来的认识偏颇。
兹举一例：一般认为，评点是小说学的重要载体，故对于小说评点的梳理也是小说学研究的重要内涵。但长期以来，小说评点研究有不少误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忽略文言小说评点的历史地位。
对小说评点的评价，笔者就曾有过如下议论：
中国古代小说由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门类所构成，小说评点则主要就通俗小说而言。虽然小说评点之肇始署为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是文言小说，清代《聊斋志异》亦有数家评点。但一方面，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在整体上已无力与通俗小说相抗衡，其数量和质量都远逊于通俗小说。同时，小说评点在明万历年间的萌兴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商业意味，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通俗小说在其流传过程中的一种促销手段。因此，哪一种小说门类能够拥有最多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便成了小说评点的存在依据。据此，通俗小说能够赢得评点者的广泛注目也就自然而然了。而这同样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小说评点何以不萌生于文言小说复苏的明初，而兴起于通俗小说渐兴的万历时期。（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现在看来，这一段议论对文言小说及其评点的认识偏差是非常明显的，确实是误判。因为文言小说评点同样源远流长、作品繁多，且不乏优秀的评点作品。同时，以商业性为标准来看待白话通俗小说评点与文言小说评点之差异，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晚明时期文言小说评点的商业特性、传播手段与白话通俗小说评点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文言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商业手段比白话通俗小说评点更为规范和有效。
文言小说评点的商业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与白话小说评点一样，强化商业传播是文言小说评点的重要特性，故敦请（也冒用）名人评点来打造广告效应的文言小说评点在晚明时期非常风行。
二是此时期的书坊主人常常把内容相同或相关的小说戏曲之评点合并刊出，如晚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刊本就有《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绣襦记》与《陈眉公批评汧国传》的合刊本；同署陈眉公评点的还有《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与《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会真记》的合评本，这种现象本是书坊用于促销的伎俩和手段，但在文言小说评点中，我们已不见因一味追求商业传播而产生的低俗气息。
三是晚明的一些文言小说被反复刊印或收录进不同的选本，这些新刊本、新选本对于评点有意识的更新或袭用，凸显了评点之于出版、销售的重要意义。对于这样一些重要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以补正学界的认识偏差。
第三，小说学的历史书写还要追求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从宏观角度言之，小说学史的梳理有多种路径和方法可以选择，但仍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格局最为适合。
这种研究体制以历史为经，以问题为纬，首先将小说学史分为先唐唐代宋元明代和清代五个时段，而重心在明清两代。然后在每一时段的研究中，以横向的问题展开论述，将小说学研究分解为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小说的文本批评和小说评点的历史研究；同时，又据以各个历史时段的特殊性来安排小说学的研究内涵。
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是框架比较完整，理论观念也比较清晰，且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小说学史的梳理还可考虑一些技巧层面的内涵，如小说学史的撰写要注意首尾呼应，扣住何谓小说学和小说学何为两个基本问题。前者开宗明义，提出小说学的研究内涵；后者卒章显志，揭示以小说学为视角的小说批评史研究究竟有哪些突破、哪些价值。
总体来说，本书对小说学的内涵界定和对小说学史的历史梳理是一次新的尝试，相对缺乏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而既为尝试，则势必会有不尽合理的思想观点和尚未成熟的理论方法，我们敬请读者诸君指谬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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