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套装2册）_张立东_9787571118235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他们分别是安金槐、黄石林、邹衡、张彦煌、许顺湛、赵芝荃、张光直、李学勤、李民、方酉生、王克林、殷玮璋、郑杰祥、李伯谦、李经汉、杨育彬、高天麟、高炜、李先登、陈旭、方孝廉、徐殿魁、郑光、饭岛武次。通过他们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解答，中国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本书首版于20年前，无论是编写体例，还是内容涉及均有发凡起例之功，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本次修订，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I》对18位出生于306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他们分别是李伯谦、刘绪、张松林、董琦、宋豫秦、郭引强、王巍、方燕明、李维明、杜金鹏、王震中、孙华、袁广阔、许宏、张国硕、秦照芬、方辉、赵春青。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弥补一般发掘报告、研究著作的不足。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目的是以科学发掘的实物史料为基础，印证文献记载，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复原夏代社会面貌。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Ⅰ》

一种新学科的出现，一般讲，需要两种基本条件：一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新的方法、手段和视野；二是有了改变当今社会的迫切要求，人们需要用新的人文关怀来观察、解释当今社会和已逝历史。考古学的出现也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

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在欧洲。1718 世纪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直接诱发出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地质学和生物学在迅速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进，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上帝造人的神话，仍笼罩人间。为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进步，必须冲破传统观念，扫清思想障碍，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于是，考古学就应运而生。

我国的考古学亦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当辛亥革命胜利，最末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人们要求重新审视已往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就在好几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洋人和国人都拿起了锄头，土法、洋法一起上马，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深刻地反映出了人们（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希望重新认识历史的很强的愿望。但中国和欧洲古史的历史过程及思想文化传统却大不相同。就欧洲本土来说，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较晚，以后除了罗马时期，并没有大片区域统为一国的情况，所以欧洲考古学研究初期的重点在于寻找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活动情况及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20 世纪较早阶段英国资深考古学家赛思就认为，1859 年英国由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肯定了法国北部的阿布维利为数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对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发生具有转折意义。可以说，肯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以及寻找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叶欧洲考古学的一个中心。两河流域、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以及古典时代等考古，虽然都陆续成为欧洲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但真正做出大规模且又是科学的发掘，要到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起才逐渐实现，况且大多数地点是在欧洲以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类技术和文化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由欧洲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在中国，则至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表现出，自传说中的五帝经三代至秦汉，主要是一个单线变化过程。这种认识深入人心，包括学问很多的知识界人士也这样认为，所以当我国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的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尽管对刚发现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细石器，仰韶、龙山、良渚等文化也很重视，但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向探索商、周文明。例如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连续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和墓葬等，其中尤以殷墟发掘所投力量为多。

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都，更早发现的商文化，在抗战以前的殷墟发掘中并不认识。这是在 1952 年开始发掘郑州二里冈遗址后才确定下来的。当把二里冈上、下层的分期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以后，尽管最初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中商时期的遗存，但寻找夏文化的需要已开始凸显出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至 60 年代初，已经有人怀疑甚至提出过早于二里冈下层的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等遗存属于夏文化。1959 年时，由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察队，根据古史传说中所示迹象，踏查了豫西和晋南的若干地点，随后便选定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长期发掘，亦在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过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存在，并认识到东下冯同时期的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区域性类型。从此，由少到多地有一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但也有一批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遗存，特别是在战国时阳城附近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发掘后，进一步认为已找到了一个夏都遗址。依此认识，二里头文化就只能是一种早商文化。直到后来发现并发掘了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后，由于史籍中有尸乡是商汤亳都的记载，而尸乡沟古城中又是二里冈文化的堆积，这就使大家只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于商代的夏文化遗存。但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究竟是全部都属夏文化，还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是早商文化的争论，仍然继续不断。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关于夏文化，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

河南龙山是夏文化，二里头是早商文化，二里冈是中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
河南龙山晚期至二里头前半段是夏文化，二里头后半段以后是商文化；
二里头是夏文化，二里冈是早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中间不要安排中商文化。

随着新发现的增多，尤其是对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肯定，第一种认识慢慢淡出了。从 1996 年 5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综合了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测年技术这五个学科而进行的人力甚众、资金投入较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关于夏代年代学的项目，首要确定的就是夏文化遗存究竟是何种考古学文化。在 1997 年的偃师研讨会上，肯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意见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会议以后，对于夏文化的起端问题，还是表现出了很不相同的认识。在 2000 年 10 月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就是夏文化。但是在考古学者心中，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分歧，而分歧的核心并不是时间早晚的争论，而是对考古学文化的界限、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等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持河南龙山晚期属夏文化者，主要是以古史记载中所见夏代积年的期限来判定夏文化应当起于某种文化的某一阶段，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非区别不同族群的界限。

不同意此论者则认为，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不一定是分属两个族群，但同一文化的前后期别，却很难承认分属两个族群。具体一点说，如果把河南龙山晚期定为夏文化，似乎就应承认河南龙山的早、中期也是夏文化，是一种尚未进入夏代积年的夏人的文化遗存。那么，作为河南龙山文化重要源头的某一类型的仰韶文化，能否就此肯定为夏人的早期先祖的遗存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能够沿着这样一种单线途径来寻找或思考吗？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探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具体研究，在许多地区已经陆续开展并日益深化，并且愈来愈清楚地使人感觉到若干古族的兴起，往往是综合了若干文化的因素而突然（或可称迅速）出现的。夏文化的情况，似乎也应是这样。近 20 年以来的一些新发现，甚至使人感受到陶器形态的相似，不一定是决定其文化性质（或曰文化命名）的主要根据。河南舞阳贾湖遗存中的陶器形态，同裴李岗文化的遗存很相似，但农作物却一为水稻，一为小米，随葬龟卜用物和獐牙的风格则同于时代较晚的大汶口文化而不是裴李岗文化及其后裔仰韶文化的某一类型。由上述诸情况来看，贾湖遗存和裴李岗遗存显然是农业经济内容和风俗习惯有异以及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不同族群所留下的。在探索夏文化时，有无比仅仅根据陶器形态比较更多的方法呢？

晚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方法。这就是人体遗骸的 DNA 测定。我国的遗传学者，现在已为全人类基因谱的建立，承担了 1% 的工作，并且在前几年已经从契丹女尸等标本的DNA 测定中，判断出古代的契丹族同今天的达斡尔族的血缘最近。在三峡考古中，也正在寻找古代巴人同现存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如果能比较出河南龙山和二里头的人骨遗骸 DNA 线粒体排列的异同处，无疑将为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居民的亲缘关系提供新的证据或新的思路。我虽然目睹了近 40 多年来探索夏文化的整个过程，但并未专门从事过夏文化研究。不过，我的确以为这是近数十年内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大家最关心的课目，而且一些朋友又要我为这本介绍众多学者探索夏文化历程之书写一个序，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回忆一下这个历程。当我闭目静思时，一幅幅当年的情景历历浮现在眼前。有那么多的当面争论、背后议论；又有那么多人因新的发现而情绪激动，长久不能平静；也有那么多的事件，引起过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总之，至少在我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只要对比一下 40 年以前和今天通过夏文化讨论而引发出的考古学理论思考，一定会深深感到今天的认识深度的确比 40 年以前要深化得多。这应当是所有研究者总体成果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对是错，还是局部正确、局部错误，都对深化理论认识起了推动作用。得到了这个感受之后，我自然又立即联想起一句老话：真理愈辩愈明。与此同时，我也再一次想起另一句老话：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夏文化的探索过程，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两句老话的确是全人类奋斗过程中经验教训的结晶。

但愿这个体会能得到本书各位作者的赞同，也愿夏文化的探索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更想借此机会向服膺科学真相的无私的探索者们，表示我真心的钦佩！

　　　　　　　　　　　　　　　　　俞伟超

2000 年 11 月 29 日凌晨

　　　　　　　　　　　　　　　　　于北京小石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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