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一位声名鹊起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考察_［以］埃利兰·巴莱尔_9787547749159

齐泽克是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中成长，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壮大，使用了哪些策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从寂寂无名到赫赫有名的？为何他醉心于剑走偏锋，且能屡屡出奇制胜？为

何他美名远扬，却又恶名昭彰，以至于有人称他为文化巨星知识名人，也有人说他是宫廷小丑学术贱民？他至少精通五种语言，对西方学术传统了如指掌，对全球政治现实洞若观火，为何放着严肃庄重的学者不做，偏要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讲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做些令人不以为然的糗事，像苏格拉底断送自家性命那样葬送自家的清誉？全球化使他如鱼得水，数字化使他如虎添翼，为何他又声

称自己只欠一死，宣布要当众自杀？个中蹊跷，且听作者细说端详。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齐泽克学术传记。它扎根于生机勃勃的社会学理论，立足于方兴未艾的数字公共领域，借助对齐泽克及其同侪的深度访谈，参照学界内外褒贬不一的评议，对其学术轨迹做了精当的描述，对其职业生涯做了缜密的考察，对其思想观念做了透彻的剖析。

从洞穴到数字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每个社会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社会角色或社会价值主要是由他们从事知识活动的能力来确定的，无论是写作、言谈还是思维，都是如此。事实上，纵观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分子一词不仅使知识分子名号的拥有者与知识、洞察力或专业技能相关联，而且使知识分子名号的拥有者与代表公共利益对包括公共事务在内的公共领域进行介入的伦理、社会和政治责任相关联。

这种关系是对公共（领域、事务和利益）的介入关系，它使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得天独厚的候选人。我们目前暂时把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为关注符号和观念的人，他们公开评论社会状况，以影响或指导社会未来走向为目标。重要的是，公共的这种单一性不应使我们偏离其固有的多元性，即它同时指各种实实在在的公共，就像在齐泽克的那种情形下，它指斯洛文尼亚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及其与自治和相对自治的学派相对立的外在性（externality）。在这种多元化的意义上，一般公共指的是空间，无论这空间是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不同的公共和公共代理人参与公共事务。

尽管如此，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和公共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在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寓言中，以及在他的《申辩篇》里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哲学家知识分子面临的这个问题既清晰可见，又危于累卵。哲学家理应不惜一切代价把真理带给人们，其中一个代价便是被人指控腐蚀他人。和古代的苏格拉底一样，齐泽克也经常被人指控腐蚀当今的年轻人。这个问题甚是关键，我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在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被理解为这样一群人：相对于既定的、具体的社会而言，或相对于任何社会或私人团体而言，他们占据外部的、一般的和独立的地位。这样的理解导致了人们用自由漂浮漫无目的居无定所等词汇来描述他们。有一个形象特别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外部地位和独立作用。根据这一形象，公共知识分子被视为肩负一项使命之人：向社会引入一套由更高权威认可的普遍规范，就像《圣经》中的先知向世俗强权传播神圣的真理一样。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到《圣经》中的先知，从《圣经》中的先知再到现代的学者，都把公共知识分子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联系起来。

对知识分子以及与之相伴的呼唤（呼唤知识分子肩负介入的责任或使命）的这种定位，在现代世俗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这使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在褒义和贬义之间左右摇摆。在启蒙运动时期，homme de lettres（文人）被用来表示文化人，文化人即知识分子，即那些进行理性思维而非情感思维的人。最近，知识分子一词仍然证明，顶着知识分子名号的人的地位依然问题重重。在法国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支持德雷福斯的人使用这一概念来证明他的清白无辜。但指控德雷福斯有罪的人也使用这个概念，他们断定前述抽象思维者缺乏具体的司法训练，因为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现代，（占据外部的、一般的和独立的地位的）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另外两个特征：是写作者，而非言谈者；是专业人士，而非门外汉。

显然，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比喻性说法与语境密切相关。知识分子和（既作为名词又作为形容词的）公共之间之所以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定义又使它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朱利安·班达（Julian Benda）在1928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其活动在本质上不追求实际目的之人，所有那些在艺术、科学或玄学思辨的实践中寻求乐趣之人，简而言之，就是拥有非物质利益之人。与这种肯定性的定义相反，他还把知识分子称为书记员（clerks），把他们否定性地定义为所有以超验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把尘世的强权伪装成超验的真理。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提出知识分子是能够做出判断的活动者（actors），他们能够做出判断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自由漂浮的，不做任何特定的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担当。……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和公众是相辅相成的概念，……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符号性的行动，这里的关键在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如此定位知识分子多么风靡一时，它都依赖于限制我们理解知识现象的二分法：私与公、内与外、言谈者与写作者、被动与主动、门外汉与专业人士等等。

这些二分法在对知识活动（intellectual activity）展开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活动通常是通过与知识活动相关的规范功能来理解的。这种传教士式的联系引发了关于真理与权力之关系的、反复出现的问题：两者之间可以对话吗？实际上，这变成了沿着二元轨迹来研究知识分子，而这二元轨迹又是由他们介入现实的水平和类型来定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效仿本杰明·迪斯雷利、伍德罗·威尔逊或瓦茨拉夫·哈维尔介入政治，据说能把真理赋予权力；或者效仿左拉和甘地，以真理的名义视权力为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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