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2年3月18日，德国《新报》（Die Neuen Zeitung）上刊登着作家兼编辑库尔特·库森贝格（Kurt Kusenberg）的一篇文章，其标题为《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对一个苦难时代的赞美。在战争结束仅仅七年之后，这位作者就追忆着战后那些六神无主的日子：虽然一切瘫痪，没有正常运行的邮政、火车、交通，尽管流落街头、忍饥挨饿还有那些被深埋在废墟下的尸体，这些日子在他回顾时却被看作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本该像孩子一样开始将被撕破的人际关系网重新修补起来。像孩子一样？
库森贝格强烈建议他的读者们，把自己置身于那个饥寒交迫，破衣烂衫，贫苦而危险的年代，当一个国家秩序荡然无存之际，流离失所的人们对道德和社会团结做出了新的定义：操守并不排斥机灵和狡诈哪怕口中夺食都可以，可是就在这种近乎强盗一样的生存环境里依然盗亦有道，它也许比今天的铸铁一般的良知更具有道德。
这可真够奇葩的。在战争结束之后真有过这么多的冒险经历，这般的强盗操守和纯洁无辜吗？那股在战争结束前把德国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幸亏已被扯烂了。旧的秩序荡然无存，新的规则尚未建立，基本需求由盟军来安排满足。1945年夏天，留在德国尚存国土上的总共大约7500万人几乎不足以被称为一个社会，人们将这个他人即恶狼的时代称为无人时代，一个狼性时代。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一切早已开始好转时，这个人人只顾及自己及家人的自我形象依然延续着，人们还是顽固地把家庭作为可以躲避他人和保护自我的堡垒。即使在典型德国人身上，例如50年代末期被社区精神行动协会唱衰的那位众所周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事不关己先生尽管他彼时衣冠楚楚，狼性也依然存在，这就是1945年之际，人们目睹的那个从原来的同胞堕落之后的那匹狼。
在战后有一半以上的德国人身处异地，其中900万是由于轰炸而失去家园和被疏散的人，1400万难民和被驱逐者，1000万被解放了的强迫劳工和在押犯，还有数以百万计逐渐被释放回归的战俘。这些被冲散、被强征、逃亡和幸存的人群是怎样流散后又重新聚合的呢？当年的民族同志如何渐渐地再次成为公民的？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历史。
这是一段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压下几近消失的历史。而最重要的变化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发生的，比如如何搞到食物，用掠夺、交换、购买等手段；甚至在情场上，战后掀起了一波对性冒险的崇尚，但当翘首盼望的男人们归来之后，也有过一些苦涩的失望，人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许多事情，并想要从头开始，离婚人数急剧上升。
在人们对战后年代的集体记忆中，几个代表性人物形象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从一位妇人手里夺走自行车的苏联士兵，黑市里为了几个鸡蛋而推推搡搡的阴暗人物，难民们和因轰炸而失去住所的人们所居住的铁皮桶式简易房，在回归战俘前手拿相片无声询问着失联丈夫的妇女。这些为数不多的画面有着如此强烈的视觉感，使它们如同不断重复的无声片一样构成了公众对战后头几年的记忆。可这么一来生活的另一半就被忽视了。
一般来讲，年代离我们越是久远，对往事的记忆就会越发变得柔和，但是战后岁月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回顾之时它们变得越发阴暗。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德国人普遍有着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的需求。很多人显然认为，对1946年至1947年间那场着实可怕的饥荒之冬的描述越是黑暗，他们的罪责最后就越加显得微不足道。
仔细倾听，我们会听见笑声。1946年，一支自发的玫瑰星期一游行队伍就已经在疮痍满目的科隆市里穿行了。女记者玛格丽特·博韦里（Margret Boveri）对这种因长久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而被过度提高的生存感记忆犹新，据说在那些啥都买不到的岁月里她如此幸福，以至于她日后决定不再购买更加贵重的物品。
离开了苦难之后的快乐，就无法理解苦难本身。逃离死亡将有些人变得失神冷漠，而将另一些人推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生存喜悦。生活秩序的丧失、家庭的四分五裂、旧关系的丢失，然后人们又开始了新的组合。如果一个人只剩下年轻和勇敢，他就会把混乱当成游乐场，他每天都得在那里寻找幸福。许多女性当时所感受到的这种自由的幸福怎么会在繁荣时期消失得如此之快呢？或者它消失的程度根本不像50年代流行的人物漫画所描述的那样？
在战后年代大多数德国人的意识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占据的空间可以说微不足道得令人惊骇。虽然很多人意识到了东部战线上所发生的罪行，并且就发动了战争这一事实抱有某种基本的负罪感，可是在他们的所思所感中，对几百万德国和欧洲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却置若罔闻。只有极少数人公开谈及此事，比如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但即使在新教和天主教长期讨论过的认罪主祷文中，都没有明确提及犹太人。
对这场大屠杀的难以想象，也以一种奸刁的方式扩散到了肇事者的国民身上。这类犯罪所拥有的维度令它们在发生的那一刻，罪恶感就已从集体意识中被驱赶殆尽，即使是善良的人们也拒绝思考，那些被驱逐的邻居们会遭遇什么事，这一事实使人们对人类这一物种的信任度动摇至今，当然更别提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了。
对大屠杀灭绝营的意识排挤和集体沉默，在战争结束后依然继续着，即使盟军用类似《死亡磨坊》（Die Todesmhlen）的电影来迫使战败者直接面对纳粹的罪行。
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曾用晚生之福来形容下一代人可以相对轻松地谈及这段历史，然而曾经经历过的恐怖也未尝不是一种恩赐。人们遭受的轰炸之夜、战后最初几年严酷的饥饿寒冬，以及每天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求生奋斗，让许多德国人顾不上回想过去。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让他们免去对真正受害者的思考，成了他们不幸中的万幸。因为一旦全方位思考触及这场在人民的名义下、借由其容忍与视若无睹所犯下的系统性大屠杀，任何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几乎都会丧失生活所需的勇气和力量，去度过战后的艰难岁月。
求生的本能屏蔽了罪恶感这是1945年之后值得研究的一种集体现象，并且该现象必会深深动摇对他人的和对自身本质的信任感。在意识排挤和扭曲事实的基础上，两个分别以各自方式既反法西斯主义、又值得信赖的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这就是本书通过对战后十年各式极端挑战以及奇特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而力求探究的一个谜团。
尽管诸如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或者欧根·科贡（Eugen Kogon）所著的《党卫队国家》（SS-Staat）打破了这种意识排挤，但直到1963年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之后，许多德国人才开始面对那些犯下的罪行。在他们下一代人的眼里，单单由于这一推迟行为就足以使他们的父辈颜面尽失，即使纯粹从物质利益上而言，他们的孩子正因如此获得了极大的好处。1968年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知识界的同道所发起的那场代际冲突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它充满了苦涩、愤懑还有自负。
正是当时那些年轻人的视角塑造了我们对战后年代的印象。尽管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这些反专制的孩子们对他们难以去爱的父母辈的愤怒如此之大，以致他们的批判充满了雄辩，使他们极力试图驱散的那个令人窒息的腐朽成为历史性典故，从而至今仍然主导着20世纪50年代的形象。1950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热心于一种使命，就是要使联邦共和国变得适宜居住并让其实现民主化，并且他们为这一形象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事实上在联邦共和国的政府机构，旧纳粹精英的强大存在实在令人憎恶，而同时对纳粹肇事者执行大赦的态度也一样顽固。与1968年的转折时期给人延续至今的印象相比，战后时期其实曾有过更多的争议、它的生活姿态更加开放、那时的知识分子更具有批判性思维、民意更加丰富多彩、艺术更具创新性、日常生活更具有矛盾性这一切都是在为著此书做研究时一再被发现的事实。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何战后的头四年相对而言是一个历史记忆中的盲点。在历史研究的各标题章节之间，这四年成了一个无人时代，通俗地讲就是没人负责的一个时期。学校教材里有一大篇章是关于纳粹政权的，它以国防军的投降而终结，另外一个章节讲述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历史，它始于1949年。在其他方面，教科书顶多侧重货币改革和柏林在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间的封锁作为那段两个德国建国之前的历史。而就历史叙事而言，战争结束后与相当于联邦德国经济大爆炸的货币改革之间的那几年是一个被丢失的时代，因为它缺乏一个机构的主体。我们的历史叙事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把国家作为政治主体的民族史的结构。而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才是当年一起决定了德国1945年之后命运的四个政治中心对一部民族历史来说这并非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
在看待对犹太人和强迫劳工所犯下的罪行问题上，人们也大多终止于盟军将幸存者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这一史实。可是，这将近1000万的瘦骨嶙峋、从故土被劫持的囚徒们，在施暴者并且是杀害了他们家人的凶手的国度里无人照应，这些人之后又是怎样的命运？盟军的士兵、被战胜的德国人和那些被解放的强迫劳工又是如何相处的呢？这些都是战后年代最为阴暗但也最令人好奇的一面。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书的重点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清除废墟、爱情生活、偷窃和购买逐步转向了文化和精神生活、艺术设计。而关于良知、罪恶感和意识排挤的问题也就变得尖锐化了。相应地，去纳粹化的程序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而它也有美学的一面。50年代的设计理念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它的效果如此惊人：通过重新设计他们的环境，德国人同时改变了自己。但真的是德国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世界形态吗？在设计理念发生改变的同时，一场抽象艺术之争也爆发了，各占领国都在幕后操纵着。在有关德意志两个共和国的审美领域，它涉及的不外乎是冷战时期关于美的体验，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相应地介入其中。
和今天的人们相比，战后的人们崇尚美好、感受敏锐且不知疲倦地沉浸在严肃的谈话中，仿佛那些早已随着19世纪美好时光而结束了的社交礼仪和交往方式可以被无缝衔接似的。今天，我们对大屠杀有了很多了解，我们不太确切知道的是，一个人如何在它的阴影下继续生活？曾经以道德和文化的名义杀害了数百万人的民族，他们现在又是如何来谈论道德和文化的呢？难道为了顾及体面就可以对道德品行完全避而不谈吗？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去分辨善与恶？媒体的诠释行为如火如荼，就像重建的其他行业一样，一切都围绕着意义的饥渴；在生存废墟上的哲学思辨将意识送上了掠夺精神食粮的征途。就像当年偷土豆一样，人们盗窃着意义。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