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享有国际声誉
《使女的故事》作者阿特伍德更多因其小说而享誉世界文坛，但她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吃火》是她的诗集代表作 ◎在大量关注女性话题的诗作中，她以尖锐的笔触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暴虐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加拿大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以及环保主义者。她也是迄今在中国被翻译和研究得最多的加拿大当代作家。在中国内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位当时被认为有才华的中年女作家和她的主要作品首次得到介绍（黄仲文《加拿大的英语文学》，《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其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当代外国文学》等杂志陆续译介、刊发过她的短篇小说和诗作。1991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假象》（Surfacing）和文学批评论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两本书原版于1972年。Surfacing是阿特伍德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食的女人》（1969年初版）于1994年译介出版。这两部小说后来又有了新的译本，分别以《浮现》和《可以吃的女人》为新译书名，于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那以后，阿特伍德得到了更广泛的译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译介作品已逾三十种，包括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盲刺客》，以及代表作品《别名格雷斯》《神谕女士》《猫眼》《羚羊与秧鸡》《珀涅罗珀记》《强盗新娘》等。译介集中在小说方面，另有短篇小说集《蓝胡子的蛋》《荒野指南》等和随笔集、评论集若干。
长久以来，阿特伍德更多因其小说而享誉世界文坛，但她的写作生涯始于诗歌。十九岁发表第一首诗，第一个出版物是一本诗歌小册子《双面珀尔塞福涅》（1961），由一家名叫Hawkshead的独立出版社出版，只印了两百本，如今已成珍稀出版物。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圆圈游戏》（1964）即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在三十岁出版第一部长篇之前，阿特伍德已出版过6种诗集和诗歌小册子，成了当时加拿大最著名的青年诗人。她同时写作诗歌、小说、儿童文学、非虚构文学（随笔和评论）等，并在她涉猎的不同文体上成果卓异。截止到2014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共计出版过诗集十七部，长篇小说十四部，短篇小说七部，童书八部，非虚构文集十一部，另有小型出版物多种，包括七本诗集，四本小说集，以及电视剧脚本、广播剧脚本、编纂书籍、声音出版物多种。
在加拿大和英语文学世界，阿特伍德也是被公认的重要的当代诗人之一。
阿特伍德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自己是在十六岁时成为一名诗人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她，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穿过球场，走在从学校回家的平常小道上，忽然，她感觉到一只巨大的拇指无形地从天空降下来，压在我的头顶。于是，一首诗诞生了。尽管只是首年少之作，但作为一个礼物，这首诗来自于一位匿名恩赐者的礼物，既令人兴奋又险恶不祥（《指令之下》）。这既可以理解为文学灵感的神秘和支配性，也如阿特伍德所言，预示了我从非写作者变成写作者的转变（《与死者协商》）瞬间。
诚如上文所言，阿特伍德的诗歌差不多和她的小说同时在内地得到译介，但比较而言，诗歌翻译零散，兼常有重译，以致她的诗歌面貌远不如她的小说留给读者的印象清晰并深刻。我对作为诗人的阿特伍德产生进一步阅读的兴趣，是在读了诗人翟永明的短文《日渐衰老的女诗人坐在阳台上》（《纸上建筑》，1997年）之后。2000年4月，短期访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期间，我在悉尼大学附近一家名为Gleebooks的书店买到诗集Eating Fire (《吃火》)。《吃火》（1998年出版）是阿特伍德的第十六本诗集，精选了她的三种诗集《诗选：19651975》《诗选：19761986》和《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中的作品两百十二首，体现了她1965年至1995年三十年间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三种诗集里的前两种囊括了前二十年中阿特伍德出版的十一部诗集里的主要作品。
我着手翻译《吃火》，起先是为了在女性诗歌民刊《翼》上介绍这位女诗人。后接到当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任职的楚尘先生约稿，计划译出整本诗集。《吃火》初稿译成于在2003年非典（SARS）疫情严峻时期，不过，译稿的修订进行得相当缓慢，而出版也历经了几番周折。2014年，《吃火》译稿辗转至河南大学出版社，在杨全强先生的努力下，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好事多磨，还是回到作为读者的我，对阿特伍德诗歌的理解与认识吧。
阿特伍德的诗歌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克制、冷静、含蓄的语调。或许因为写小说惯常运用描绘与记述，在诗中，她不喜铺排的描摹或想象，而着力于句子中节奏灵敏的探索，在整体的叙述性中蕴藏了多样的情绪切换，富有戏剧性。阿特伍德写作无韵的自由诗，在诗歌体式上有多样的探索。纵观阿特伍德的诗歌，比照《吃火》中诗人早期和晚近诗作，我们能够看出，她的写作呈现出日益明晰、坦率和质朴的趋向。选词更简明，语序更自然，断行遵从深长、平稳的呼吸，甚至修辞也逐步简省，这使得阿特伍德晚近的诗歌更平易、耐读。这是我特别喜爱《吃火》集子中《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的诗作的原因。
通读阿特伍德的诗歌，不难发现，阿特伍德几乎每一本诗集都是对一个相对完整主题的挖掘，同时，诗人也为不同的主题找到相应的独特形式。诗集《苏珊娜穆迪日志》以加拿大早期移民作家苏珊娜穆迪的经历为素材，采取日记体，以后者的口吻描述加拿大早期拓荒者在同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矛盾而艰难的内心历程。诗人不仅模拟苏珊娜穆迪的日记，书写了后者在丛林中开荒、扎根的经历，还想象她死后乃至复活实际是其精神延续性的内心世界。日志分为三部分，是由二十七首短诗构成的长诗。《强权政治》探讨了两性关系，讽刺了浪漫爱情的欺骗性，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这本诗集中的诗句多口语化，常以轻松、自然、戏谑的口吻描述日常生活细节，漫不经心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的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以书写女性经验为主旨的诗集《双头诗》中，阿特伍德将笔触探向她的母系家族史和加拿大历史，为女性身份、女性书写正名，剖析加拿大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尴尬。初版于1978年，《双头诗》或许标志着阿特伍德的诗歌风格迈入了沉郁、深厚的新一阶段。套用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中的一个概念，可以说，阿特伍德进入了熔铸现实与历史、神话与想象、观察与内省的中年写作。其中，《为祖母而作的五首诗》、《嫁给绞刑吏》等都是撼动人心的佳作。也许是因一度致力于小说写作而在诗坛沉寂近十二年之故，1995年出版的《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无论题材、主题与风格都相当丰富多样。其中第IV部分追悼她的亡父之作，以平实的语言记述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几乎不加修饰，却真挚动人。
童话、神话、加拿大历史故事、政治事件、经典文学和艺术形象等，是阿特伍德在各个时期的诗歌中经常运用的素材。或是通过改写、重写，或是糅合诗人的生活经验书写，或是将神话、童话寓言化，阿特伍德都能感发激励，化腐朽为神奇，使旧典焕发新鲜的艺术魅力。在《变形者之歌》《蛇之诗》《无月期》等诗集中，有大量改写和重写神话、童话的诗歌作品。而《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的II、III、IV部分，神话、历史、经典文学形象元素不断出现在诗歌中，成为阿特伍德借以观察现实，处理日常经验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和方法。如果从文学原型和批评方法的意义上理解，这或许部分地得益于她大学时代的老师、加拿大著名神话－原型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的启发。那些负载着集体无意识的神话、童话形象不仅为诗人提供了现实故事的叙事原型，也是诗人藉此探寻主体性，营造现实的有力的替代物。诗人仿佛可以随时戴上或摘下这些面具，既扮演又观察，既体验又批评。
阿特伍德在诗歌语言上力求准确、明晰，带有鲜明的叙述性与戏剧感，也有一些诗作侧重抒情性，或掺入文字游戏。在大量世情观察的诗歌中，阿特伍德将作为小说家的冷静与尖锐，转化为富有锐利质感的语言。《你契合我》是诗集《强权政治》中的题诗，诗人巧用钩子（hook）与眼睛(eye)这两个词语在英语中的双关，形成了两组意义翻转的意象，讽刺了浪漫爱情关系中的暴力与不公
You fit into me
like a hook into an eye
a fish hook
an open eye
你契合我
像一枚搭钩契合一只扣眼
一枚鱼钩
一只睁开的眼
第一节中的hook和eye，指人们常见的衣服上的搭扣，由搭钩与扣眼组成，高度契合，美好之爱也如用了契合的搭扣的衣服般，让穿它的人感到舒畅。第二节并列的两个短语，hook与eye，代表其初义，形象鲜明，闪现出充满暴力的紧张感。眼睛的脆弱，鱼钩的尖利，通过契合一词获得巨大的反讽张力。在《一个女人的问题》中，诗人冷静地描绘作为展品的几个女人被侮辱和被摧残的身体，克制的口吻中蕴藏着愤怒的力量。在诗的末尾，诗人质问：
这不是博物馆。
谁发明了爱这个词？
在大量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作品中，阿特伍德揭示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和施暴的诗句常常尖锐到近乎残酷，反映了诗人精神底蕴的强大。这也与她追求简练、清晰和准确的总体诗歌风格密不可分。
阿特伍德开始写作的年代，也是加拿大英语文学迈向成熟阶段的历史时期。阿特伍德的写作始终坚持探寻加拿大文学的主体性，围绕着生存或幸存（生存和幸存是英文survival的两种含义）这一既是历史和现实的也是象征性的关键词展开，并使主题延伸或衍生出丰富的内涵，去触及时代、现实社会和大千世界。在阿特伍德的诗歌中，贯穿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历史以及人与文化之间复杂缠绕的冲突、交流和平衡意识。这也使得她的写作突破了民族的和文学史的文化空间视野的拘囿。读阿特伍德的诗，我们既能了解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也能体察诗人融合日常生活、情感历程与心灵沉思的审美情怀，还能感受到诗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惕与反省。《早晨在烧毁的房子里》写到诗人童年居住过的房子毁于大火，诗人想象自己回到那所记忆中的房子里吃早餐，在回忆和想象之中，细节清晰起来，森林、火、厨房里的器物、湖面、天空、我等一一展现：
一切都长久地完结了，
水壶和镜子，勺子与碗，
包括我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曾经的身体，
包括我现在的身体
当我坐在这个早晨的桌边，孤单而快乐，
赤裸的孩子的双脚踩在烧焦的地板上
（我几乎能看见）
穿着我燃烧的衣服，那单薄的绿色短裤
还有脏兮兮的黄T恤
托着我灰烬的，不复存在的，
发光的身体。闪耀。
因为父亲是一名昆虫学家，阿特伍德幼年和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跟随父母居住在森林里。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回忆之作，随着诗句的展开，画面感的增强，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森林里的湖，湖边的小屋，屋里的陈设，只是人去屋空，而诗人把童年的自己安置在这所不存在（因为已被烧毁，变成回忆中的存在）的房子里，看着自己和房子一起燃烧起来。写下这首诗的诗人早已告别了童年，永恒的活火烧毁了旧屋，也燃尽了过去的时光。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万物相互转化，唯有精神的生命持续着，不朽而永恒。
阿特伍德的诗也是对翻译的考验，简练的散文风和自由体虽使译者不致总是纠结于词语的精确及押韵与否，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必须有其音乐性。诗歌翻译中，译者尤其需要一双灵敏而谦卑的耳朵，如同音乐家，能准确辨别原诗的声音特征。整体而言，《吃火》译文尽量遵照原诗的口吻，不刻意追求汉语诗歌语言的风格化。虽然换一位译者，也不排除汉语中的阿特伍德带有另一种声音的可能性。在识准声音的基础上，寻求词语的准确，勾勒诗人阿特伍德的三维形象。原诗中的某些特殊形式比如阿特伍德有一段时间喜欢在诗中用符号&作连词，译文也作了保留。
对作家阿特伍德的总体研究，在汉语世界已出版两本专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傅俊，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袁霞著，学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前一种以阿特伍德的生平为线索，概述了她各个阶段的写作面貌，侧重考察了她的长篇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品。后一种著作以生态批评为文学、文化研究方法，将阿特伍德的文学写作分成四个主题，并结合作品一一加以探析。这两本专著就阿特伍德的写作所涉猎的题材、主题，以及总体艺术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译文校对过程中，我要感谢来自美国的诗人、汉学家徐贞敏（Jami Proctor-Xu）的无私襄助。感谢杨全强先生的耐心和坚持。因本人学识有限，译文中难免疏忽和错误，苦心的努力也可当作抛砖引玉，期待方家与同道指正。
2015年3月
重版后记
自2015年3月《吃火》中译本出版至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又出版过小说与诗歌作品多部，并在世界文坛声誉日隆，而她在汉语中也得到了更深入的译介。2016年8月，在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期间，我有幸见到阿特伍德本人，听她读诗，谈话，为她的幽默和智慧所折服。此次借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新版《吃火》之机，我仔细校订了原译，纠正了一些明显的译误，并调整了之前译文中部分带有个人习惯的语序传达和略显夸饰的译法。校订过程中，我喜欢反复出声地读出译文，希望在听觉上，使汉语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更加可感可触，贴合我关于她的声音印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当代中国诗人的启发与影响也不容忽视。
或许，我们的印象里，在中国，被谈论的外国诗人，多是些经典大诗人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诗人，而且大部分是以诗歌为主要创作文体的作家。同时，因文学市场和文学潮流左右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我们发现，不同时期受到关注的外国诗人也有所不同。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一个时期特别受到重视的外国诗人，通常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诗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参照价值的诗人。从写作立场、诗歌观念、主题，到具体的写作技艺等方面，均如此。以上情形可以理解为，是客观上出自自身的需要而选择翻译对象的情况。另一方面，部分中国诗人已经自觉到，需要对同时代其他国家的诗歌同行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关注，由此，通过阅读、译介同期富有创造力的当代外国诗人，是一种平等的文学和文化上的交流与竞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人就注意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沈睿、翟永明、蔡天新、黄灿然等诗人，或翻译或撰文谈论过她的诗。进入新世纪，又有宇向、董继平、杨向荣等诗人与译者，继续深入全面地译介作为诗人的阿特伍德。1990年代与新世纪的前十年，这二十年是中国当代诗歌最具活力的年代，诗歌观念的更新、诗歌思潮的涌现、诗歌争论的激烈与频繁，显示了多元活跃的诗歌生态。我于2000年左右开始翻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诗，在翻译过程中，曾经跟诗人翟永明、朱朱、鸿鸿（台湾）分别有过不只一次的讨论，显然，从了解程度可知，他们是把阿特伍德作为身边同行来看待的。
所以，这是作为共时性现象或知音现象的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吗？就像我在马其顿见到阿特伍德，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北京的空气质量怎么样？，我意识到，这种现实感与连带感只有在开放又严肃的心灵之间才能产生。
如果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诗歌在中国诗人中引起共鸣的时间，集中在我所说的1990年代至2000年代，那么，我们便可以从诗歌的叙事性、主题诗集写作、女性诗歌写作、对童话与神话的当代改写，以及诗歌的戏剧性探索等多个方面，来考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的影响。当然，围绕这些议题，我们不可能只将阿特伍德作为唯一的影响源，甚至，也不便轻忽中国诗人自身的创造性。这也是我在此文中，宁肯使用启发、共鸣和连带感等词汇的原因。这种偏离了传统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意义上的相互比照，理应另辟新文详加阐明，或可借此发现更有趣而多面的故事。这里，我仅把问题提出来，以待有兴趣者与我共同探讨。
是为记。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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