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向时间：地质学家的计时簿_［美］马西娅?比约内鲁德后浪_9787573911285

万物皆变，无物消逝。身处时刻变化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理解无处不在的时间？又如何理解人类出现之前的悠久过往与没有人类参与的未来？就像显微镜和望远镜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地质学也是一种镜头，让我们能够以一种超越人类经验限制的方式见证时间。《垂向时间：地质学家的计时簿》在讲述地球演化史与人类对地球认知的发展史的同时，带我们用地质学的思考方式来认识地球、海洋和大气的时间韵律，理解我们身处的人类世环境，面向可持续的未来。

垂向时间的魅力

（本书timefulness一词译为垂向时间或时间无处不在。编者注）

时间是人类公认的超自然力量。

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冰川之下》（Under the Glacier），1968年

对于在寒冷气候中长大的孩子而言，生活中很少有别的经历会像雪天一样带来纯粹的快乐。假期的乐趣可能会因之前数周的期待而打了折扣，下雪的日子则是纯粹的奇缘。20世纪70年代，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乡下，学校停课是通过广播宣布的。我们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大，兴奋难耐地听着广播员依照令人恼火的字母顺序宣读全县公立学校和教区学校的名字。终于，我们学校的名字将要被报出，就在那一刻，一切皆有可能。时间暂且被废止；成人世界中压抑的日程表魔法般地暂停了，向大自然的权威让步。

于是，我们迎来了奢侈的自由时光。首先，我们要在白雪皑皑的寂静世界中探险。房屋周围树林的新颖面貌，以及熟悉的事物因松软的银粟而变得胖乎乎的模样，都会令我们惊叹不已。树桩与岩石披着厚厚的被子；邮筒则戴着一顶高得惹人发笑的礼帽。我们更珍惜这类英勇的踏勘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久后就得回到温暖舒适的室内。

我记得一个特别的雪天。彼时，我正上八年级，正处于童年期与成年期之间的过渡阶段。那个冬夜落了近30厘米厚的雪，刺骨的寒风接踵而至。翌日清晨，万籁俱寂，整个世界白得耀眼。儿时的同伴已是十几岁的少年，他们对睡眠的渴望超过了对雪的兴趣。然而，我无法抗拒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世界。我将自己包裹在羊毛衫和羽绒服之中，走了出去。冰冷的空气刺痛我的双肺。树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吱嘎作响，这是严寒释放的信号。我步履艰难地下山，朝着房子下方的小溪前进。一根树枝上的红点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只雄性北美红雀，蜷缩在冰冷的日光下。我走向那棵树，奇怪的是，这只鸟似乎并未感知到我的脚步声。我靠得更近了，而后脑中产生了一种令人憎恶又着迷的意识，它被冻结在了栖息之地，如同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安装着玻璃眼珠的标本。树林里的时间仿佛静止了，这让我看清了往常因动态而难以捕捉到的景象。

回到那个下午，我尽情享受着未被安排的自由时光。我将厚重的世界地图集从书架上拿下来，舒展四肢躺在它旁边。我总是着迷于地图；优秀的地图能够如迷宫一般揭示隐藏的历史。当日，我碰巧翻到了地图集中的一张对开图，上面显示了全球时区的分界线（顶部排列着标有芝加哥、开罗与曼谷的相对时间的时钟）。地图上以不同色块标识的时区大多以经线划分，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外。例如，中国的疆域横跨多个时区，但全国仅以一个时区（东八区）为准。纽芬兰岛、尼泊尔、澳大利亚中部等地的时间与格林尼治标准时之间的差值并非小时的整数倍。此外，少数国家和地区，如南极洲、蒙古国和位于北冰洋的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它们在地图上呈现灰色；依据图例，它们没有官方时间。我被一种想法迷住了：那些地域拒绝被一分一秒所束缚，完全不受日程表的统治。那里的时间是否像枝头的北美红雀一样被冻结？还是单纯地按照一种更狂野的自然韵律流淌，不受限制，无拘无束？

几年后，出于巧合或某种宿命，我来到斯瓦尔巴群岛进行地质学博士研究的野外工作。我发现，在某些方面，那片土地确实不受时间的约束。它仍深深地烙印着冰期的痕迹。不同时代的人类历史遗迹（17世纪鲸脂制造者丢弃的鲸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的猎人坟墓，以及德国纳粹轰炸机的残骸）散落在广袤却贫瘠的苔原上，如同一场策划拙劣的展览。此外，我了解到斯瓦尔巴群岛之所以没有官方时间，是因为俄罗斯人和挪威人之间的一个琐碎但旷日持久的争论该地应该遵守莫斯科时间，还是奥斯陆时间？遥想那个雪天，即将迈入成年期的我仍住在父母舒适的房子里；由于暂且摆脱了日常行程，我窥见了一种可能性：在某些地方，时间尚未被定义，亦无形，人们甚至可以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自由地穿梭。因为我对未来的变化与消逝怀有一种朦胧的预感，所以我希望那个完美的雪天可以成为我永久的精神家园。纵使我外出冒险，归来时一切仍是最初的模样。自此，我对时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

1984年的夏季，我搭乘挪威极地研究所（Norwegian Polar Institute）的科考船第一次前往斯瓦尔巴群岛。彼时，我还是一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更确切地说，是一名晕船的乘客）。我们的野外考察期要到7月初才开始，届时一部分海冰已经破裂，足以让船只安全航行。离开挪威大陆整整三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的西南海岸。斯匹次卑尔根岛位于阿巴拉契亚加里东造山带（AppalachianCaledonian chain）的最北端，这座岛屿上的山脉的构造史便是我日后博士研究的核心内容。晕船的我被折磨得萎靡不振，幸运的是，那日的海浪太高，我们一行人无法借助橡皮艇登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乘坐直升机，享受一趟更快捷、更干爽的奢侈之旅。我们从摇摇晃晃的顶层甲板上起飞，所有的装备和食物用网兜住，像一袋洋葱一样挂在直升机下方，悬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空，摇摇欲坠。我记得，当直升机接近陆地时，我在地面上寻找可用作比例尺的物体，但眼前只有大小不明的岩石、溪流，以及一片片长满苔藓的苔原。最后，我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饱经风霜的木制水果箱。原来它就是我们将要居住两个月的小屋（见图1）。

自直升机离开、科考船消失在地平线上起，我们的营地就与20世纪末的社会脱节了。这间小屋（挪威人称作hytte）其实非常舒适，是20世纪初由机智的猎人用浮木建造而成的。我们携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手动栓式毛瑟步枪，以防范北极熊的攻击。除了预先安排的每晚用无线电联络科考船，我们无法与外界联系。这艘船会在夏季期间缓慢地环绕斯瓦尔巴群岛航行，并进行海洋学测量。我们对时事新闻一无所知。在经历了多个野外考察季的数年后，我发现自己竟然不太记得7月至9月期间发生的世界大事。［什么？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是何时去世的？］

身处斯瓦尔巴群岛，我对时间的感知力脱离了正常的范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北极圈夏季的极昼（阳光并非时刻普照着岛屿，天气有时会变得相当恶劣），这种现象令人难以确定适宜的入睡时间。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一心一意地研究这片人迹罕至、荒凉环境的自然历史，就像苔原上的物体大小很难判断一样，过往事件之间的时空也变得难以辨别。岛屿上的山脉坚固并生机勃勃，与之相比，我们零星发现的人工制品（一张缠结的渔网、一个腐烂的气象气球）看起来却更古老、更破旧。在每日返回营地的漫长路途中，我会迷失在纷繁的思绪里，而风与海浪的声音会将我的心神荡涤澄净。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圆圈的中心，与我生命中的各个阶段（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保持着相等的距离。那感觉蔓延到了景观与岩石上：沉浸在它们的故事中，我发现过去的事件仍然存在，甚至觉得这些事件会在未来某一天以迷人的面貌再次上演。这种感受并非窥探到了时间无限（timelessness），而是洞见了时间无处不在（timefulness），敏锐地意识到了世界是如何被时间塑造确切地说，由时间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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