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培松研究文集_张颖，范嵘主编_9787567243538

　　范培松先生集散文批评家和散文家于一身，其人更具研究价值。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创作，还要研究范培松先生这个人。
　　范培松先生的长篇散文名作《南溪水》在《钟山》上发表前，我和他曾就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有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例如，文学要呈现一段过程，找到那些阻碍、破坏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因素。如果这些人曾经是你的对手和敌人，那更是对作家人文情怀的考验。因为文学具有公共性，不能让其成了为自己说理的工具，当然更不能以文学的名义和手段发泄私愤。即使是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也可能成为文学的主人公。文学面前，人人平等。而对散文中刻画、描写的亲人，比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他们就不仅是你的亲朋，还是文学人物，要以文学的规律和要求写出他们的丰富性，甚至复杂性。否则，文学作品将停留在私情上，无法呈现文学本该有的公义。一个散文家的人格结构，他的政治、哲学、宗教等精神资源，决定了他创作的面貌、创作的境界。古圣贤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做人在先，为文在后，器度宏，见识高，才能谈文论艺，苟且为一文人，等而下之了。一个优秀的散文家，须立在高处，坐在平处，行在阔处，才能关世教，以文化人。
　　简单地说文学是人学，其实是宽泛了些。政治、经济、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学。这些学科都按照自己的学科要求，对人做了部分的、流于片面的理解，有异化人的嫌疑。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考量，那么每个人的DNA物理图谱（又称脱氧核糖核酸物理图谱），就是最为精确的人学。但人显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我想，文学可以利用这些学科的成果，以意象的方式，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综合地表现人在大地上栖居的人。在此意义上，文学是真正把人当人看的学科。《南溪水》的成功，无疑是文学意义上的人学的胜利。

　　不仅仅文学、文学创作是人学，作家研究和批评家研究也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人学。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批评研究主体的批评家，都要以人观之。西方文学理论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新奇的视角，比如形式主义强调文本的自足自洽，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绝对化，要小心被它们烧坏脑子。
　　范培松先生集散文批评家和散文家于一身，其人更具研究价值。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创作，还要研究范培松先生这个人。
　　范培松先生的长篇散文名作《南溪水》在《钟山》上发表前，我和他曾就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有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例如，文学要呈现一段过程，找到那些阻碍、破坏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因素。如果这些人曾经是你的对手和敌人，那更是对作家人文情怀的考验。因为文学具有公共性，不能让其成了为自己说理的工具，当然更不能以文学的名义和手段发泄私愤。即使是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也可能成为文学的主人公。文学面前，人人平等。而对散文中刻画、描写的亲人，比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他们就不仅是你的亲朋，还是文学人物，要以文学的规律和要求写出他们的丰富性，甚至复杂性。否则，文学作品将停留在私情上，无法呈现文学本该有的公义。一个散文家的人格结构，他的政治、哲学、宗教等精神资源，决定了他创作的面貌、创作的境界。古圣贤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做人在先，为文在后，器度宏，见识高，才能谈文论艺，苟且为一文人，等而下之了。一个优秀的散文家，须立在高处，坐在平处，行在阔处，才能关世教，以文化人。
　　简单地说文学是人学，其实是宽泛了些。政治、经济、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学。这些学科都按照自己的学科要求，对人做了部分的、流于片面的理解，有异化人的嫌疑。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考量，那么每个人的DNA物理图谱（又称脱氧核糖核酸物理图谱），就是最为精确的人学。但人显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我想，文学可以利用这些学科的成果，以意象的方式，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综合地表现人在大地上栖居的人。在此意义上，文学是真正把人当人看的学科。《南溪水》的成功，无疑是文学意义上的人学的胜利。
　　再说，作为人学的作家研究，优秀的作家研究考量的乃是作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但是，如今的作家研究考量的主要是作品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作家是作家，作品是作品，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散文家，其生活经历、情感资源、精神源流往往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作家的生命状态与作品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我偶然从手机里听到苏童讲《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准备与丈夫离婚，她考虑了诸多利弊，但唯独没有考虑孩子的问题。对于有了孩子的夫妻，如包法利夫妇，他们在考虑离婚时，孩子往往是头等大事，但在经典小说《包法利夫人》中则语焉不详。经苏童考证，作家福楼拜是没有孩子的。大概福楼拜本人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婚姻家庭状况，对他的文本也有着不可小觑的潜在影响。而作家，特别是散文家，作为精神创造的主体，其精神气度、人生观点对创作的影响可能是无处不在的。知人论文，作家和文本相互联系，一定比仅从文本到文本更可靠。
　　范培松先生在《钟山》上开设的专栏文学小史记，我觉得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论人文互释的传统。林语堂、朱自清、沈从文、丰子恺、陆文夫、汪曾祺等人都是已有定论的作家，范培松先生从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体会、精神资源出发，融主（作家）客（文本）观因素，见他人所未见，解他人之所见，疑他人之所论，时有诛心论说。这是他作为文学研究者意义上的人学。
　　我认为，研究作为散文家的范培松先生，也应作如是观。因此，研究作为散文研究大家的范培松先生，我想一定可以找到作家与文本、文本与作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隐秘关系。
　　一个情感苍白、精神贫弱的批评家是不可能正确认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时，脱离了作为文学研究主体的范培松先生这个人，仅从他的研究著作、批评文本出发，又怎么可能理解他散文研究的一片冰心与良苦用心呢？有人说，范培松先生的散文研究人情人理，那情和理也是范培松先生的情和理，是他的情理与作品的情理呼应和沟通的结果，如此，他的散文研究才能在情理之中。
　　做编辑的时间长了，培养了我一个独特的能力不仅能读纪实散文，即使读虚构小说，甚至是批评文章，也能读出文本后面作家的思想。作为编辑，总是有作者这样问我：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其实最看重的是作品背后的作家。因为正是作家的精神情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作品的气质。
　　正是在文学作为人学的基础上，中国人所说的以文会友，本质上还是人以群分，以人会人，从而达到精神相通，三观一致。我与范培松先生相识了四分之一世纪，近些年来日益走得很近。因为我们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从表面来看我们是真正的以文会友他撰写论文、创作散文，我来编发、推介，可谓专业意义上的多文体的以文会友。但于我而言，能和范培松先生走得近，还是因为范培松先生这个人啊！
　　可喜的是，现在有了这本《范培松研究文集》。我要感谢其中众多的论文作者，通过他们及其论文，我可以更好地了解、理解范培松先生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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