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向左，美国向右？_阿努·帕塔宁_9787532793921

芬兰记者阿努帕塔宁2008年搬到美国，她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人，有成功的事业和充实的社交生活，可是来美国后不久就变得谨小慎微，充满自我怀疑。她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到为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都更复杂和充满压力。起初，她把自己严重的焦虑归因于自己难以适应自由的新环境。但是随着越来越了解更多的美国人，她发现他们也和她一样倍感压力。为了理解美国和芬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她开始仔细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从政经文化、育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健保、两性关系、工作税制等政策差异优劣，在清晰详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给出具体建议。她澄清了那些说北欧国家是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养懒人的常见误解，指出美国社会的金钱至上原则造成公民生活更大的风险性和更强的依赖性，普通人维持基本生计的成本也远比北欧国家更高。北欧生活方式让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自由，这也说明了人类追求卓越的愿望并不像美国人对利润动机的信念所暗示的那样脆弱和软弱。也许生活比金钱更重要，这在全球各地都是一致的。

比尔克林顿靠着椅背，视线越过眼镜框上沿，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他一只手握着麦克风，另一只手五指张开，悬在半空。宴会厅里坐满了人，但有那么一会儿，全场悄无声息。
当克林顿开始讲话时，他侧身转向舞台上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橙色头发的女士。现在，美国有一场大辩论。他说。此时是2010年的9月，距离金融危机爆发过去将近两年。他停顿片刻，原本悬在空中的手落了下来，自然地垂荡着。辩论的主题是，在21世纪，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放眼全球，不少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讨论……克林顿望向他的听众，很多人的信心被动摇了。
讲台上，克林顿对面坐着一排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全都属于美国最高级别的精英。比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公司董事长；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主席，该基金会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还有鲍勃麦克唐纳（Bob McDonald），时任跨国企业宝洁公司的CEO。但克林顿没有在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说话，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旁边这位橙色头发的女士身上。
你会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给出怎样的建议，克林顿问她，从而帮助他们不再沉湎于责备过去，而是尽力去想清楚就像是明天一早起来，试图去弄明白当下每一天的晨光里，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
克林顿的注意力越发集中。他转动椅子，身体正面背离了观众，直接朝向那位女士。他的手在空气中猛地划动，仿佛做了一个空手道的劈掌动作，然后继续说道：我们如何决定政府应当做些什么？私营领域又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制定税收体系？他边说边把脸转了回来，重新面向台下的人群。如何调整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何界定我们对较为贫穷的国家所负有的职责？你怎样管理你的国家？你会如何建议人们回到家乡、重新启程？
说完，克林顿压低麦克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透过眼镜片端详着眼前这位橙色头发的女士。
谢谢，她边说边给克林顿递了一个眼色，都是些小问题。
听众席传来笑声。然后她重新开口，尽她最大的努力，回答克林顿那些咄咄逼人的提问，同时也回应着那份似乎萦绕在现场所有人心头的忧惧。
这是一个周二早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喜来登酒店里，正在召开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超过一千人从全球六大洲、九十个国家赶来，汇聚一堂，集思广益，以确保21世纪全世界的公民们能够享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参会者中，有不少是现任或前任国家首脑、商业领袖，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主管人员。
一小时前，克林顿走上舞台，欢迎各位莅临现场，然后启动了会议流程。他看起来精神焕发。比起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现在更瘦了一些。虽然他明显比从前上了年纪，但他穿着入时，一身藏青色套装，里面搭配白色衬衫和红色领带，俨然一副爱国者模样。他从容自信地介绍了讨论小组的成员，其中便包括那位橙色头发的女士。他列明她的职业（和他一样，她是一名总统）和部分履历，而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显然使他最为振奋。
对了，克林顿继续介绍道，这位女士所领导的国家常年位于各大全球榜单前五，在教育质量、经济运行、财富分配与机会均等方面都表现突出。
不久之前，这些赞誉还总是与世界上那些最众所周知的强国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美国，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德国。然而，这位身着简约米色套装的女士，却是一个小国总统。受自由世界的前领袖之邀，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站上舞台，置身于全球科技、工业、慈善巨擘之间。她所统领的国家位于欧洲东北角，纬度高，靠近北极圈，名为芬兰。
此前十年间，芬兰已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赞，如今，对它的关注则是爆炸性的。一切要从教育说起芬兰孩子们所取得的成就，引发了这场热潮。自2000年起，国际调查研究显示，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芬兰青少年的表现基本都位列榜首。于是，各国派出一批又一批代表团，前赴后继去往芬兰取经，参观当地学校，采访教育专家。很快，全世界开始讨论起芬兰的教育奇迹。
然后，就在克林顿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杂志发表报道，公布了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论。那篇文章援引其原话来说旨在解答以下这个看似简单，其实无比复杂的问题：今天，你出生于哪一个国家最有可能过上健康、安全、经济宽裕且有机会向上流动的生活？它划定了评估国民福祉的五个方面，分别是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经济竞争力和政治环境，并且对一百个国家进行了横向比较。美国和其他一些世界强国或许以为自己有望登顶，但结果却出乎意料。《新闻周刊》宣称，在21世纪初，最适合一个人开启新生命的国度是芬兰。在那张榜单上，美国甚至未进前十，仅位列第十一名。
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里，美誉持续眷顾芬兰。国际生活方式杂志《单片眼镜》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根据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是世界第四大最具竞争力国家，并在次年跃升至第三位；经合组织称，在工作与生活平衡度方面，芬兰排在世界第四位；而在欧盟（EU）的《创新记分牌》中，芬兰名列四大创新领导者之一。
联合国甚至开始评估那项似乎难以量化的指标幸福。2012年春天，《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出版发行，芬兰被列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国度，距离榜首仅一步之遥。报告中，前后夹击芬兰、分别占据第一和第三位宝座的，也是与它毗邻的两个北欧国家：丹麦和挪威。
当欧元危机席卷欧洲大陆时，西欧国家笼罩在一片悲观黯淡的气氛之中，《金融时报》却发布了一篇关于芬兰的特别报道，题为《富裕、快乐并善于朴素生活》。与此同时，芬兰在一项国际排行榜上是当之无愧的倒数第一，那就是失败国家指数。根据和平基金会的调查结果，芬兰是世界上最不脆弱的国家。说起芬兰在国际上的声誉，还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消息：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其实是芬兰程序员们的智慧结晶。
然而最出人意料的，或许是某英国政客在2012年5月发表的一句评论。英国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欧洲最古老和亲近的朋友，在此前的一百年间，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下，一个英国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简直不可想象。当时，英国工党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Ed Miliband）正在参加一个有关社会流动性的会议。会上，专家们围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否过上了比其父母更好的生活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来，美国都毫无争议是全世界最具有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国家。而现在，情况变了。米利班德表示。如果你想寻求美国梦，他在会上调侃道，就去芬兰吧。
在各类竞争力与生活质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不仅只有芬兰。就拿《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来说，北欧地区整体上都表现优异。排名上紧挨芬兰的，基本也都是些芬兰的邻国，例如丹麦、挪威、瑞典……某些情况下还有冰岛。它们通常被统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但如果包括芬兰和冰岛的话，对其更准确的定位应是北欧地区。
美国作为向上流动和高生活质量的象征，曾激励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如今，不仅只有英国的工党政客对它感到失望。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属保守党，但当他试图加强政府对家庭的支持，提高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数量，提升儿童发展水平，促进整体国民福祉时，他也没有去借鉴美国经验，而是转向了北欧国家去寻找灵感和建议。很快，英国偏自由市场派杂志《经济学人》也展示出类似的趋向。它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标题为《下一个超级模范》，文章研究探讨了北欧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北欧文化在美国国内也备受瞩目。瑞典制造中便包括流行音乐天团阿巴乐队，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畅销犯罪小说 [如《龙文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拥有经济实惠的连锁店、打造精致时尚的服装品牌H&M，引领家具零售革命的宜家，更不用说常青汽车品牌沃尔沃了。当然还有乐高，这一无所不在的塑胶积木玩具，由丹麦制造，风靡全球。除此之外，丹麦也开始产出一流的犯罪剧集如《谋杀》；哥本哈根的诺玛餐厅则名声大噪，被誉为全球最佳餐厅。趋势逐渐彰显，等到2012年8月，《名利场》杂志终于正式宣布，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斯堪的纳维亚旋风。
这一切都使我倍感喜忧参半。让我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那时塔里娅哈洛宁刚刚成为芬兰总统，而我则是一名年轻的芬兰新闻记者：二十五岁，初入职场，受聘于北欧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赫尔辛基新闻报》（Helsingin Sanomat）。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芬兰人，我土生土长于这个低调的北方小国，如今则目睹它一跃成为世界的宠儿。
但是，正当全世界都在拥抱芬兰时，我却选择了背道而驰；于我而言，这是很美式的时刻就在《新闻周刊》宣布我的家乡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前不久，我刚刚决定抛下芬兰的一切，移民到美国去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
身处美国的新家，我隔海回望那片生我养我的北欧土地，就像一个体育粉丝为她的家乡队摇旗呐喊一样。我见证了芬兰在国际调查和全球榜单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也忙于应对自己在美国的新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我身边大多数美国人好像也并不太在意或者说关心芬兰以及它在北极圈附近的那帮北欧邻居。毕竟，美国人要过好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可能只有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策专家，或者像《经济学人》的编辑，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对芬兰的表现感到兴奋。但说真的，那样一群迷你、寒冷、无关紧要的国家，其中每个人长得差不多，做的事也差不多，还都觉得一盘腌鲱鱼就意味着一段好时光……它们能给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动态的国家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美国长久以来就是闪亮的世界灯塔，象征着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机遇。比起自在随性、热爱自由的美国，北欧地区不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糟糕。不少美国人视北欧为一帮可悲的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用各种福利项目宠坏了它们的国民，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幸福，反而助长了他们的依赖性、淡漠感乃至绝望感。美国评论家批评所谓的北欧超级模范，指出该地区拥有高抑郁率、高酗酒率和高自杀率。
在北欧国家内部，同样也有很多人搞不明白，外面的世界究竟在一惊一乍些什么。我的芬兰同胞尤其以低自尊著称。当《新闻周刊》称芬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时，全芬兰人都认为该杂志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并将芬兰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不少人一想到芬兰人竟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民族就觉得荒唐可笑。芬兰的冬季漫长、昏暗、苦寒，每年有大段时间都把居住于其间的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酒精上瘾在这个国家也确实是一个问题。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通常比芬兰人和冰岛人更自信一些，但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个北欧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国家。况且北欧人自己也依然推崇和向往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企业家精神和那些世界级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
当我逐渐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时，美国经济正开始从金融危机的创伤中触底反弹，而家乡芬兰的气氛却变得前所未有的萧条。全球经济衰退和欧元危机给芬兰造成了重大影响，广受赞誉的芬兰经济因此有所减速。芬兰的学生虽然仍旧表现优异，但也不再占据每一份教育调研的榜首。总而言之，如果你在街边询问路过的芬兰人，他们的国家是不是世界的超级模范（就不说作为那个世界强国美国的模范了），他们的回应可能会很暴躁尤其是当天气又冷又阴时而答案就是一个大写的不。
然而，身为一个北欧移民，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些事情。无论芬兰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多数美国人和我的芬兰同胞们都基本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初，离开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前往美国定居，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种非同寻常且无比严酷的时空穿越，意味着回到过去。
作为一名移居美国的北欧人，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美国人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切本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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