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讲人文:独钓寒江雪：尚永亮讲柳宗元_尚永亮_9787572607288

“子衿书系”，向久负盛名的“大家小书”致敬，向全社会传播当代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和思想成果，服务和推动通识教育，提升读者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自信。邀约当前中外学界公认的人文学者如陈思和、郜元宝、董乃斌、陈尚君、汪涌豪等，请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人文领域内，围绕一定的主题开展讲述，在保证大家人文作品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增加其可读性。书系致力于呈现明哲通达、深入浅出的学者大家风范，构塑当代人文经典视域。本书收录尚永亮教授关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的人生际遇与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与思考成果，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思想性与文学性并举，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柳宗元《冉溪》
　　每读这四句诗，都会产生一种悲壮亦复悲凉的感受。少壮之时理想高远，豪气干云，以为青紫可拾，功业易就，于是将身许国，全力以赴，杜绝了一切犹豫彷徨、畏缩怯懦，也不再考虑后路，准备为唐王朝的中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事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极其严酷的政治打击，顷刻间便粉碎了他人生的所有希望，一身去国，万死投荒，从此便开始了他那如同被抛弃、被拘囚般的贬谪命运，开始了他在遥远空间和漫长时间双重折磨下的无尽等待和煎熬。这是柳宗元的主要行迹，这四句诗也就成了他一生思想、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因而，解读柳宗元，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人生悲剧，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悲剧性的心路历程。
　　从永贞元年（805）到元和十四年（819），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七岁，柳宗元在荒远僻陋的永州和柳州整整待了十四年时间，直至葬身于柳州。在这十四年时间中，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从国家的政治局势看，那位曾经对柳宗元等革新派成员严酷打击、痛下杀手的唐宪宗李纯，继位伊始，即将主要精力用于强化中央皇权，以武力扫平藩镇。先是在元和初年相继平定了西川刘辟以及夏绥杨惠琳、浙西李铸的数次叛乱，嗣后又于元和十二年冬一举扫平了为患甚剧的淮西叛镇，使得其他藩镇“降者相继”，“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
　　从文坛的形势看，柳宗元的友人韩愈先后在长安和洛阳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大张旗鼓地从事古文创作和诗歌创新，使得古文所占领地日渐扩大，诗歌也怪奇生新、戛戛独造，“三十余年，声名塞天”。而白居易、元稹等人则从杜甫开创的写实一路入手，以平易通俗的笔法，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讽喻诗和抒发感怀、张扬风情的感伤诗、艳体诗，以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然而，面对如此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政治、文化场景，柳宗元与同时被贬的刘禹锡等人却只能置身遥远的贬所望洋兴叹。作为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圈子抛弃了的一批“罪人”，他们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一个偏僻角落，饱尝忧患的磨难，很少有人记得起他们。他们对社会来说，似乎已失去了用处；社会对他们来说，则犹如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当此之际，他们怎能不深深体验到那被抛弃后的无限痛苦呢？

《独钓寒江雪：尚永亮讲柳宗元》：
　　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诗人当年那颗“寂寞心”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诗人的出游，固然是为了遣愁，但他往往是独游，所至之处又是那样的幽寂，无人可语，只有风声、水声相伴，且不说诗人当时的心境如何，愁闷能否遣除，仅就其游记诗文中传达给读者的情状来看，已令人为之恻然心动了。不是吗？当我们看到诗人步入深林，独游南涧的时候；独坐于石渠，听风摇其巅，韵动崖谷的时候；行至小石潭，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寒气透骨、心神凄冷的时候，难道感觉不到由中透露出的那种巨大的寂寞之感吗？难道体味不到那弥漫于环境之中的悲凉气息和忧怨情怀吗？
　　当然，柳宗元在出游中也曾感到过快慰，而且这种快慰在他登高远望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写诗人“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在这里，西山的高耸入云与其他诸记中丘、潭之窄狭奥僻恰成鲜明的对比，而“尺寸千里”“四望如一”的阔大视野也绝非在小丘小潭顾地窥天之状所可比拟。正是由于地势的变化，导致了景观的变化，同时导致了人由仰视而至俯瞰的视角改变，以及心境的改变：“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并继之以“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显然，这种感受是远远超过了诗人游钴潭、小丘、小石潭等处的感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感受乃是一种身在桎梏之中而忘却桎梏后才产生的神情散朗的境界，在它的内里，正蕴含着贬谪诗人意欲摆脱苦闷追求自由的努力。
　　然而，这种感受是极少的，而且是暂时的，当诗人一回到现实之中，巨大的悲伤感恨便重又泛起在心头，甚至比此前更为沉重。徐复观先生认为：“所谓艺术家的精神修养，都是以一具体的艺术对象为其界域。在此一界域之内，有其精神上的自由、安顿之地。但一旦离开此一界域，而与危栗万变的世界相接，便会震撼动摇，其精神上的自由、安顿，即归于破坏。”柳宗元的情形便是如此。他出游山水的时候，往往是愁闷最重的时候——“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他与奇山异水相接的时候，往往是心情较为轻松的时候——“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而他结束游程回返郡中的时候，则往往是失落感最强烈的时候——“入门守拘絷，凄戚增郁陶。慕士情未忘，怀人首徒搔”（《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显然，柳宗元的内在心态始终在从失调到平衡，再从平衡到失调间反复摇摆，其悲伤忧愤的情感也一直处于由泛起到沉潜，再由沉潜到泛起的动荡之中。自然山水的奇丽和游历过程中的刺激使他暂时忘却了人世的纠纷，他精神上的自由、安顿之地便找到了；可是当他一想起萦绕中怀的深哀巨痛，并由被弃山水联系自身的悲剧命运，便不能不马上与危栗万变的世界相接，于是精神上的自由、安顿即归于破坏。是的，柳宗元的悲伤忧愤实在是太沉重了，沉重到往往使他难以忍受寂寞而必欲于文学作品中一抒为快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间接表现性的方式便在直接表现性的挤迫下而悄悄退避。在“永州八记”中，这种直接表现作者主观情感的突出例证便是《钴潭西小丘记》和《小石城山记》两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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