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乡贤忆往录_章用秀著，赵兵编_9787310063420

　　《津沽乡贤忆往录》是该报栏目“津沽乡贤忆往录”所刊文章的汇集，共150篇，记录了与天津有关的各位文化界名人的故事，包括石君爪痕、“四大写家”另一说、唐肯与李叔同、山水大家刘君礼、“奇人”写唐隶、马觉非尤擅颠草、画印双修李文渊、凌叔华起步于天津、“澄月丹桂”左月丹、少梅女弟子邵芳、追随大千四十七年、杨家小妹才气高、娄东嫡系传衣钵等篇章。全书内容充实，语言流畅且富有特色，可读性较强。

　　一个地区，尤其是那些相对独立且名震一方的大都市，其历史文化渊源和历史文化积淀除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特征之外，无不具有这方水土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文化的地域性。地域性的历史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文底蕴的标志。天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建城600多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特色既得力于天津独特的地理历史因素，也是天津人文精神的结晶。天津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海河、海洋孕育和发展了天津文化，构成了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的显著特征。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注入时代的精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回顾天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开掘天津文化所蕴涵的思想精华，对于全面提升天津人的整体素质，树立爱国、爱乡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创造文化离不开大地。大地，既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摇篮，同时也是人类发展经济的舞台。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的繁荣奠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津门汇九河之秀，萦纡注海，气之所蓄，必有所钟。”（梅成栋《津门诗钞》序）我们考察天津文化的由来首先不能忽略的就是地缘这一要素。
　　天津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这里非同那些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古老城邑，也不同于那些由于历史上一度作为一方政权中心而形成的政治都会，然而他却占据着“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一在全国绝无仅有的空间地缘优势使其早在金元时期已是海运的起点、河运的枢纽、京都的门户。明永乐年间，天津建卫城，后又建立县、州、府等行政机关，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基本确定。天津文化由此而生长发展起来。
　　天津城市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元明时期。为天津文化的滥觞期。这一时期，俗文化与官文化并行不悖，河海和军旅色彩浓郁。天津枕河襟海，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起源于漕运。漕运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的兴起为天津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构成“五方杂处”的人口特点和“舟楫往来、百行杂作”的繁荣景象；并相应成为官府及驻军的要地，这就进一步造就了交汇、流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以妈祖文化为主体的俗文化在以漕运为主业的多数民众中活跃起来。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和泰定三年（1326）先后在大、小直沽修建的妈祖庙，不仅反映了天津民间信仰，也是天津俗文化的代表。此时还出现了以漕运为题材的民谣、与兵家有几分关联的歌舞及其他民间文化形式。如明永乐年间由安徽籍子弟兵带来的“凤阳花鼓”而演化成的“太平花鼓”等。另一方面，以衙署文化为主体的官文化在官场小范围盛行。明正德年间在户部分司衙署内建起的官署园林浣浴亭，作为行政官员政余憩息飞觞酬唱之所，在这里还曾议定修纂了最早的天津地方志书。浣浴亭的创建者、户部分司汪必东还撰写过《天津歌》《观海赋》等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明代天津少数文人中也有著书立说者，较有影响的有史书《北地记》（作者汪来）、医书《医镜》《药镜》（据地方志载作者为蒋仪）等，但与此时官文化一样，均未形成气候，构不成天津文化的主流。
　　第二个阶段是在清王朝建立至嘉道年间，为以儒雅文化为主体的天津封建文化的鼎盛期。这个时期文化的兴盛除延续元明时代所奠定的文化脉络外，主要得益于以盐业为一大支柱的沿海封建经济的发达和盐商的崛起。天津不仅是漕运中心，也是盐的产销重地。清康熙年间，清廷将长芦巡盐御史署从北京移至天津，又将长芦盐使司从沧州迁到天津，更推动了天津盐业的兴盛。外埠商人亦接踵而至，这里很快成了盐商的大本营。天津盐商但凡发迹，除逞富斗阔、捐官买爵外，多热心文化教育，并投以钱财，营造园林，罗致文入学子。如康熙年间遂闲堂张氏业盐“每年得余利一二十万不止”（高凌雯《志余随笔》卷三），暴富后建问津园，“诸名宿之集，文酒之宴无虚日，彬雅之风翕然丕振”（《续天津县志》卷十三）。许多外地文学家寓居于此，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佳构。乾隆年间于斯堂查氏“霸占长芦馆之利”，成津门巨富，为仁、为义、为礼三兄弟工诗而好客，遂将水西庄当作延揽南北学人的馆舍，荟萃了驰誉海内的一流文人。

你还可能感兴趣

津沽乡贤忆往录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