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有一个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古老的爱尔兰笑话，讲的是一个人被游客问路，他回答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从这里出发。这个笑话可能并不会让人哄堂大笑，但是它用更简练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的文字。两者都在说同样的观点：人们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起点。然而这一简单的道理，在讨论经济和政治的时候却常常被遗忘。
这是一本关于英国经济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的书。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衰退前夕，英国经济处于非常奇怪的矛盾状态：它既是世界上成功的经济体之一，也拖了欧洲经济的后腿。
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说，它处于的位置。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它的生产率水平（即使在过去十年之前）却低得可怜。英国有一些地区是整个欧洲富裕的，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比起德国或者法国更像是南欧。从经济角度上来看，英国就像是葡萄牙，但还有个新加坡在垫底，这句话用来形容英国并不算很夸张。
经济史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这本书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路径依赖的重要性。
路径依赖或许会被解读成这样一个观点：某人到达某地的路线是什么和目的地是哪里一样重要。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史）领域，这一概念可能至关重要。或者换一种说法，过去和历史很重要，有时就像那个给游客提供建议的人一样，对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这个想法在科技史上被广泛应用，而或许许多经济学家本能般想到的著名的例子就是标准 QWERTY 键盘的设计。
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故事差不多是这样的。当 19 世纪 60 年代位于密尔沃基的印刷商和报刊出版商克里斯托弗·莱瑟姆·肖尔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首次发明打字机时，他自然而然地将键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虽然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可能很奇怪，但是从直觉上这样的排列方式比从 Q 开始然后接着是 W、E、R 要更说得通。
但是他的早期型号存在机械故障，当相邻按键被快速连续敲击时，很容易会出现卡键的情况。所以在 1878 年申请专利的时候，肖尔斯重新安排了键位布局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被经常连续敲击的按键被排在了键盘的两端，虽然这降低了打字速度，但它并非设计缺陷，而是刻意为之，其目的在于放慢打字流程从而防止昂贵的机器不断卡住。
肖尔斯和枪械制造商雷明顿（Remington）合作，考虑到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后者可能在寻求新的业务线。到 1893 年，五个的打字机制造商都采用了 QWERTY 标准，历史就这样尘埃落定。
当然现代计算机不会出现和 19 世纪的打字机一样的机械故障。实际上，有说法称，这种机械故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从打字机上被消除了。
1936 年，奥古斯特·德沃夏克（August Dvorak） 为 另一种布局申请了专利，这种布局在美国海军于 1944 年的测试中（当时快速制作报告的能力至关重要）明显地提高了打字速度。但是尽管有了更好的设计，尽管早采用 QWERTY 布局的理由已经不再成立，它仍然是行业基准。
通过率先入局市场，QWERTY 键盘创立了一个标准。经过 QWERTY 键盘训练的打字员不愿意切换到新的布局，而生产商们看到用户对替代品没有需求，也乐于继续推出这些产品。效率较低的技术成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说，传统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它确实很好地演示了路径依赖这一概念的实际应用。令人遗憾的是，如同许多好故事一样，它可能并不完全是真的：许多人对德沃夏克键盘持怀疑态度。但不管这个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的现象的例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仍然很有用，而且路径依赖的应用范围远比在科技史领域更广泛。
它毫无疑问地会出现在可能被称作经济地理学的地方。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商业聚集的趋势。假如有一个城镇或者城市发展起了繁荣的印刷业，那么其他印刷企业就有理由选择在此地开业当地的劳务市场有着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并且存在现成的纸张和油墨等必需品的供应商。该工业从本地区初发展起来的原因可能是劳务市场有特定技能的工人、特定原材料的供应或者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可能并没有它的确发展起来了这个事实重要。
美国出版业一直以来以纽约为中心，只是因为在 19 世纪，从英国来的快船就停在这里。这意味着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位在美国与英国有相同市场潜力的作家）的小说将率先登陆纽约，当地对知识产权鲜有尊重的出版商将为美国市场盗版并重印这些小说。（对版权规则跨国执法的担心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印刷业早就和跨越大西洋的航运时间表无关了，但一旦它在纽约扎根，它就一直在那里了。
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 智囊团在 2015 年的一项令人沮丧的研究中调查了 1911 年到 2011 年英国城市的增长和表现。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 2011 年，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工作者在劳动力中的所占比例是决定一个城市前景的重要因素。而解释 2011 年知识工作者数量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1911 年这个城市有多少知识工作者。作者认为，维冈（Wigan）在 2011 年仍没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科技中心的原因在于它在 1911 年是一个小工厂工业镇。相比之下，曼彻斯特中部地区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以高技能服务业工人为核心。历史很重要。
另一个例子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ffects）。滞后效应来源于希腊语中的后来的（that which comes later），指的是在初的催化剂或起因消失后仍然持续存在的简单效应。常见的两个例子体现在劳务市场和国际贸易中。例如，英镑升值使得某些英国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下降，该行业的公司会采取削减产量和工作岗位等相应措施来应对。然而如果几年后，英镑贬值使得英国出口产品再次具有了国际竞争力，但产量和就业情况可能并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英镑价格高涨和失业率上升的时期，英国工人的技能可能已经退化，其他外国公司可能已经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因此，英镑升值可能会增加一个行业的失业率，但是当英镑价格回落到原来的水平，这种影响并不会消除。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后期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强势的英镑成为英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的催化剂。20 世纪 90 年代初英镑走弱也未能重新刺激就业。
同样地，一些贸易专家发现，国际贸易模式中持续存在滞后效应。这种观点认为，公司在次进入一个市场时，一般会产生高昂的一次性成本。一旦一个公司已经选择投入资金，即便有看似更好的机会出现，它可能也不愿意转向另一个市场。
本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一代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所采取的决策（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所回避的决策）通常会塑造出他们的继任者所面临的决策。这一切与其说是被视作支持历史和过去将永远决定未来的论据，倒不如说是对未来至少会被之前的事情所塑造（shaped）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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