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评价性思考：专业主义如何影响和改变教育（聚焦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让“可见的学习”指导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_（澳）菲尔德·里卡兹，（新西兰）约翰·哈蒂，（澳）凯瑟琳·里德_9787515369143

随着社会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教学网络化等新需求的出现，学校面临着让更多学生获得更大、更深层次成功的压力。教师需要使用和提高专业标准，识别且尊重教育行业的专业技能。本书旨在通过以下方式来提高教师的专业成长力与评价性思考技能：
·主张将教学像医学或法律等领域一样，确立为真正的职业；
·确定满足学校需求的基本专业知识；
·阐述这一新职业基础的评价思维和实践。
本书为教师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且以研究为导向的路线图，有助于教育者拓宽思路，提高工作技能。同时在相关专业工作的人，如青少年心理学家，也会发现本书中的优秀理念和解决方案将为其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世界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学校教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教师们在适应学校运作方式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和多样性。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尊重教师职业的时代呀！可悲的是，随着学校回归正常，我们都会遗忘教师们有着那么多独特而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又将重新讨论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话题，如修改时间表、为家庭作业而争吵，以及决定学校应该是私立还是公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深入探讨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意味着什么，专业知识和评价性思考如何成为一种职业的核心概念，同时说明很高比例的教师具备这些特质，他们能将教学从一门技能转变为基于专业知识的受人尊敬的职业。
目前的教学和学校模式已经合理地保持了150年，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教师和学校的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归类为需要特殊帮助，学生背景的多样化也在增加，所涵盖的内容似乎越来越多，责任无处不在，社会和情感的学习也已经被添加到教师和学校的职责范围内。由于互联网的力量，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传统的教师职业结构正在不断瓦解，许多人要么选择不进入这个行业，要么选择年纪大得多才进入这个行业，要么就是不想从教室升迁到领导岗位。负责制定政策和问责模式，并将自己喜欢的理论推广到学校的官僚机构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官僚机构通常由那些课堂经验很少或没什么课堂经验的人组成。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可能需要让教师这个职业提出关于其目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未来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因此，《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评价性思考》一书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从部分开始做介绍性说明，来解释这个转折点。文章的论点是专业知识特别是评价性思考的概念，需要成为专业的核心。我们认为，它一直都是核心。我们强调思考和行动的深度，以及关于互惠、关心、尊重、专业知识等其他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教师为之奋斗的职业目标。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关于专业知识本质的观点。
当参观学校和教室时，我们很快就会被周围的优秀打动。事实上，对我们三位作者来说，见证这种优秀便是一种主要的动力，让我们继续从事这个职业并为被称为教师而自豪。第三部分讨论了这种评价性思考在行动中的一些更实际的例子，我们研究如何将核心概念转化为教师培育项目。我们有10年的经验，每天都在教师培育项目中生活和呼吸，努力实现评价性思考。一些人对这项工作持批判性态度，通常是因为术语上的争议。
他们不喜欢像循证教学这样的术语，它经常被用作一个标签我们也同意这个标签可能隐含的一些误解但批判往往不是关于制定了什么，而是批判者担心什么正在制定。人们往往误认为循证或评价性思考意味着冰冷或是不带感情的实践，又或弊病或是缺陷，在未受到审核的情况下即把数据用于课程或系统运行。但在医疗语境中，循证往往意味着同情、价值观、关怀和对其他人意见的欢迎。
我们需要一场革命，或至少是重新评价教师职业。目前是适宜的时间，但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深思我们要去往哪里，我们要如何成长，我们想要如何被同事们看待，如何吸引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业中，以及受到家长、大众和政府的欢迎和支持。
我们三位作者从截然不同的职业轨迹中得出这些观点:专注于教师培育，专注于研究，专注于教学。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每天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还有批评者们一起工作，建立了一个基于评价性思考和发展专业知识的项目，下面是我们的故事。
菲尔德·里卡兹
1974年我在墨尔本大学任教，担任该校听力学研究生项目的首任主任。这是一个循证项目，通过将循证科学与循证实践相联系来发展循证思维。其中一门课程是声学，这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支撑着听力学领域的许多方面。作为一名教师，我对教学内容充满热情，包括简单和复杂的音调、噪音、共振、听觉感知、语音声学、房间声学等主题，每一种都是听力测量、助听器安装、听力康复和聋人教育的基础，并直接应用于听力学和耳聋治疗领域。这个课程中提出的概念，连同其他基础和循证科学，支撑着所有治疗听力受损患者时的循证思维。参与此项目的学生从包括科学、工程、语言学和心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中毕业。声学考试简单明了，旨在评估学生对声学的深刻理解。
考试结果呈典型的双峰型，那些对主题有深刻理解的人可以拿到优秀（前15%）或优异（前5%），那些不太理解概念的人只能勉强通过。这是关于深层学习和表层学习差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教学有什么问题吗？几年后，我明白了我只是在传递信息。我没有给每个学生足够的时间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和理解，也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诊断房间里30位研究生持有的误解，我把教学和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弄混了。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明白，学习需要努力去理解信息，这转而会促使知识的发展。这个过程使信息变得有意义，并帮助学生构建支撑循证实践的思维概念框架。教师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偏向于帮助学生理解意义，教师或教科书不再是知识者。相反，批判性地分析和比较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元素。
教师面临的挑战是审慎地从表面往深处，在学生的发展或表现的各个方面配合他们。教师们总是要面对班上学生之间相当大的差异，在许多地方产生了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以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充分掌握知识。但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并没有被更多注意，这可谓是一个挑战如果教师要满足个别学习者的需求，那么需要的不仅仅是个性化学习的修辞，他们需要的是具体技巧来激活学生的认知和思维。
教学是一项复杂、挑战性的职业，对听障儿童的教学是一项尤其复杂的任务。它比一般的学校教学任务包含更多内容，进展情况需要更具体地阐明并监测。教师的专业实践专注于学生个体，并建立在学生当前的表现和发展需求的明确依据上。所有这些都让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教学是否以及如何以证据为基础？我们如何从听障教师使用的这些依据中学习？
多年来，我认识了许多专业教师，他们的教育成果是卓越的。来自加拿大的丹尼尔·凌（Daniel·Ling）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聋童口语教学的国际专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提高聋童学习能力的文章，他向我介绍了发展性进步、评估、定向教学、正式评估和非正式评估的概念。
1989年，我从医学院换到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因为我开始对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并植入人工耳蜗的学生们在新环境中的学习状况产生了兴趣，然后我成为教育学院院长，开始有机会将我对教师培育的观察付诸实践。教师培育似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因为它过于注重理论，以至于脱离了现实世界。人们普遍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教师。这一论断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教师培育对那些自然而然走进课堂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培训过程被太多不必要的学术工作打断，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应用。
2008年推出的墨尔本模式将所有专业课程都提升到了研究生水平，这为我们重新思考新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机会。教学硕士项目（MTeach）作为对教师培育变革需求的创造性回应，于2008年启动。传统的教师预备项目由大学课程和有限、松散的专业经历或实践教学组成，在我看来，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平庸。
教学硕士项目是一种范式转变，所培养出的新一代教师将成为干预学派的实践者。通过有效的校际合作，他们能够使用数据来识别和满足单个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就像丹尼尔·凌一样。忘记你在大学里听到的所有东西，我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教学这一传统理念被打破。这是墨尔本大学30多年来在聋人教育中采用的模式（更多细节见第七章），该模式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发展出了听力学的循证专业知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这些问题对我作为听力学家和教育学院院长的发展至关重要。
约翰·哈蒂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新西兰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直到15岁才离开这个小镇。那里没有电视，主要的劳动力人口都前往了海外的另一个岛上。我的主要抱负是进入一个行当，我开始做一个画家和裱糊匠。
哦，天哪，这份工作需要的技能很少，而我也没有这些技能。很明显，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而且这份工作也不允许我在城外冒险。怎么出去呢？
我了解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教师，政府会付薪水培训！所以，我申请了，然后被录取，去达尼丁看看大千世界吧。每小时我们都要签字，是的，每小时！在年末，我回家过圣诞节，收到了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成功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去上大学。3年后，我获得了大学学位，我开始在中学教书。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我非常享受这一年，希望学生们能从我这里学到一些东西，这段经历让我决定继续做一名教师。但我更喜欢测量和统计，我获得了更多的大学奖学金以完成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并被录取。我的导师是世界上好的因素分析理论家之一罗德·麦克唐纳（Rod·McDonald），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东西，同时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确立了我的新事业测量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像菲尔德一样，我是教师培育的局外人。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同事们对如何教育新教师非常确定，而他们对这种确定性的回答又是如此不同。我看到了微格教学、专业学校、学科知识的深度，以及许多变体。关于如何以方式教育新教师，几乎没有评估，也很少有研究，而且大多数的观点认为，教育学校就像家庭手工业一样。我也像菲尔德一样，在三所大学里担任了20多年的教育学院院长，试图把研究的意识引入教师培育，但这确实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20世纪90年代末，我被任命为全美教师培育认证国家委员会（NCATE）的顾问，当时该委员会正在从更传统的教师培育方式向以标准为基础的方式转变。我是技术咨询组的一员，该小组正在建立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的衡量标准。这两个项目让我对教师的发展和该领域研究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并看到（基于良好的测量）美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教师培育项目。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非常强大，因为它专注于好的。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分析数以百计在美国开发的专业标准，并审查了超过100个中学英语教师的视频当我从试图理解有效教学转向关注教师有效思考和决策的主要原因时，我了解到，没有衡量标准的标准一文不值，而好的教师的教学方式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这些年来，我的一个爱好是探索自1976年以来吉恩·格拉斯（Gene·Glass）提出的概念以及发表的许多荟萃分析（我自己也完成了许多荟萃分析）。综合这些荟萃分析似乎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更快方式尽管我花了15到20年才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2009年《可见的学习》出版后，我的写作和研究从测量转向了研究综合，尽管应用良好的测量和研究设计仍是我学术自我的核心。
作为一个测量者意味着经常要与政策和政治家打交道。2014年，我被澳大利亚内阁任命为澳大利亚学校教师和领导者协会（AITSL）的主席，这使我卷入了关于教师、学校领导人和教师培育者的辩论。作为澳大利亚学校教师和领导者协会的主席，连同我的《可见的学习》签售之旅一起，我总是对我们学校中如此优秀的存在感到惊讶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认识不到这种优秀？我们本应该研究、理解和提升这种优秀。我经常观察到，教师们拒绝承认他们自身或他人的这种优秀。这样的论调经常出现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的教学方式不同我们无法识别教师的优秀我们都是平等的以及其他对教师职业的贬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教师培育，他们的口头禅更多的是给我们钱就好，别来烦我们，我们知道真相。
当被问及我想在我的政治角色里实现什么时，答案很简单我想在教学中重新引入专业知识的概念。在墨尔本模式下与菲尔德和凯瑟琳的合作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回顾了这个项目的循证实践视频（详见后文），看到了学校里的值得兴奋之处。且值得注意的是，超过90%的毕业生声称他们通过该项目做好了成为教师的准备。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在墨尔本9年思考、观察、辩论和享受当下的结果。
凯瑟琳·里德
有时我说我不知不觉地陷入教学的工作中，但实际上，我的职业可能永远围绕着教育。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创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包括一整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名字被整齐地列在我爸爸下班带回家的本子里。
毕业后，我获得了一个文科学位。然后我花了几年时间做办公室工作和旅行，直到屈服于一个教育研究文凭。我那一年的教师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本书中提到和批判的传统教师培育模式。我参加了大学的课程，且在一年的定期间隔中完成了实习，每一个实习都由一个3周的单元组成。和许多教师一样，我对自己的实习经历记忆犹新，对课程作业的记忆很少。我被安排在一所女子学校中一个关注性别和广泛包容性的班级，但我不记得我的课程作业和我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之间有任何明确的联结。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些关系一直是我工作的核心。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的一些课堂教学方法无疑是基于直觉，而不是基于证据或数据。在计划和实施课程时我不会有意识地运用理论，但是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意识到我的教学优势在于识别学生现有的技能和知识，并为学生学习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提供支持。我认为我的教学方式是有针对性的，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与12年级学生一对一的交流中，让他们计划、起草和完善自己的英语写作手卷。对于一些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写作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创造一个更强的主题，或使用延伸的隐喻，或借用一个研究过的作者的风格。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写一个连贯的段落，把观点联系起来，或改变和扩大词汇量，或提高校对技能。这很费时间，有时还很有挑战性，尤其是在一个有30多名学生的班级里。但是，当一个学生写出了令我震惊的优秀原创作品，或者当一个一直在努力写作的学生完成了一些超出他们（和我）初期望的东西时，这是巨大的回报。回想起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我使用来自工作样本和其他来源的证据来指导我的教学，也来自我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校外世界的了解。
时间快进到2008年，我在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MGSE）工作了几年，在教学硕士（中级）的年，我负责协调专业实习的项目。在教学硕士首次交付的前一年，我参加了几场演讲，其间菲尔德和其他人公布了新的课程结构，讨论了学校实习如何与课程科目相结合，并强调干预主义实践和循证模式这是我以前没有与教学联系起来的语言。我的角色要求我在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和我们的中学基础学校之间建立和培养校际合作，并协调基础的学术人员（循证专家）、驻校导师（教学研究员），以及数百名教师候选人（初任教师）的工作关系。
这些伙伴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整合关键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教师候选人、我们的大学同事和我们的学校合作伙伴共同使用这一语言，我们需要在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背景下拆解它，理解它，特别需要考虑到挑战现有教学观念的新语言的发现。此外，课程评估任务的设计依赖于教师候选人自己的课堂实践。教学硕士（以及随后的其他项目）的关键是循证实践考试（CPE）的实施。循证实践考试的设计借鉴了菲尔德在医学领域循证测试的知识和经验，由芭芭拉·卡梅奈尔（Barbara·Kameniar）博士和一个核心学科协调员小组领导，我很幸运能成为团队的一员。我们每周开会讨论循证实践考试的基本原理和要求，确定我们对语言的定义和概念化，如循证模型干预主义者证据和实践。我们将3个课程主题的概念、理论和研究与学科特定的教学方法和实际的课堂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具体实例。循证实践考试有助于教师候选人在研究、理论和证据的运用以及他们对学生的了解和共鸣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发展评价性思考。作为一项口头任务，它要求教师候选人使用循证教学模式的特定语言清晰地表达他们的实践，这种实践的表达是将教学作为一种职业的基础前提。此外，由驻校从业人员和大学学术人员组成的循证实践考试顾问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专业对话是循证实践考试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循证实践考试模式已被几个合作学校采用，教师采用这一模式作为展示自己专业发展的媒介。
在过去的13年里，整个教学硕士和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课程的评估务和科目的设计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概念化重组，学术人员已经承认并整合了循证模式的关键方面。与菲尔德和约翰一起写这本书的经历让我反思了我对循证教学模式的入门和后续投入，以及教师思维是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巩固和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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