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当代史丛书·培文书系：纯文学的历史批判_毕光明，姜岚著_9787301223987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培文书系：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以区别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纯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以当代、主要是新时期的诗歌小说为重点，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冲突与人性实现的审美表现问题。作者致力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工作，执持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创新相统一的纯文学标准，选取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融合的作品，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学思潮演变的背景上，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构建，多角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着力阐释作家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迷乱摧残人生、扭曲人性的艺术批判，论证纯史学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人的自我生成本质的独特价值，展现思想解放条件下纯文学写作的生力与发展前景，消除文坛内外对纯文学的误解。

　　我与光明先生相识多年，他的诚恳厚道与简洁明快的交往方式，总是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善待朋友的人。光明兄把近年和姜岚合写的文章的合集出版，要我写点东西，我也干脆欣然从命。
　　这本名为“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的文集，之所以找我写点东西，也是因为我有一本书名之日“不死的纯文学”。原来一看书名，我吓了一跳，以为光明先生要批判我鼓捣的那些关于“纯文学”的说法，后来看一下他的文集，我们的观点相去未远。当然，他即使直接批评我的观点，朋友同行之间，我也是欢迎的，我也会写点东西回应，有争论，学理才会深化宽广，才有思想的丰富和锐气。话可说回来，即使观点相近，也可以在差异中展开对话，读光明兄的这些文章，这对我关于纯文学的思考也是一次重新整理的机会。
　　这部“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的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并非批判纯文学或驳倒纯文学，而是梳理、分析和读解纯文学的历史，在当代文学的历史沿革中来阐释纯文学。其时间脉络贯穿五六十年代至当下，是整个我们称之为“当代文学”的这个时段，以梳理的眼光去看“纯文学”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的那些代表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性意义。
　　在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纯文学”批判时，文集注重去发掘在政治强大压力下，那些被认为典型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作品，如何依然具有文学性。很显然，人们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常采取两种比较直接明确的做法，其一是将其宣布为政治概念化的产物而拒斥到工具化的文学那一栏目，当然不能认可其具有“文学性”；另一是从“政治正确”（正统的）或“再正确”（“新左派”）的立场，宣布其为“历史正义”的作品。这种观点，只对“历史正义”负责，文学也只有表达了“历史正义”才是有价值的文学，否则纯粹的文学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部文集显然没有采取如此简单直接的做法，而是既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被政治化的现实，同时也看到这些政治化纲领下的文学所具有的文学的价值。在这一论题下，文集首先重点分析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文集的分析表明，《山乡巨变》实际上并没有写多少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甚至当地的地主一个都没有出场，小说的笔墨放在描写“公与私”的冲突。小说突破了“农村题材”写作的基本模型，弱化了重大题材的史诗性，也没有拔高正面人物，而是对普通人或边缘人物倾注更多的笔墨，同时对“对乡村性格和地域风情倾注了更多的关怀”。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山乡巨变》给‘农村题材’带来了异质性因素。这些异质性因素与已然退出文学现场的‘乡土文学’有更多的联系。”文集显然有一个关于“纯文学”的基本标尺：那就是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或者说具有现代文学的某些禀赋和元素的作品。

　　《山乡巨变》突破了“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①，意味着在20世纪历史主义话语与人文主义话语激烈冲突时期，即使是已经归附了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品质上也并不单纯，他们往往具有双重文化人格，只要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一些遗传性的文化要素就会在创造的热情下活跃起来。《山乡巨变》原名《茶子花开的时候》，改了后的小说名成了“整体性叙事”的标识，而周立波的创作本意似乎不在诠释革命政党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以兑现对历史和人民的承诺这一宏愿。在进入清溪乡这个乡村中国的描绘后，周立波的政治角色就被小说艺术家取代，更多地按照文学成规对乡村生活进行语言转换，忘情地精心结撰有意味的形式。小说的情节线与主流话语宣传的历史走向是一致的，但是叙述并不直奔主题。在作品所呈现的艺术视境里，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主潮沛然而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生活的河道上涌动不息的旋流。对乡村生活原生态的尊重，决定了小说的叙述节奏，即是说，在《山乡巨变》里虽然也时时听到沉重而峻急的历史脚步声的催促，但作家却有意让作品的叙述速度放慢，不断地让镜头停留在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引起的公私冲突中的人物性格表演和孕育这些性格的湖湘地域文化风情上.展现出乡村生活的具体整体性而不是历史观念上的抽象整体性。
　　先看人物塑造。小说中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人物，如决定合作社成功建立和集体生产取得胜利的工作同志邓秀梅、乡长李月辉、社长刘雨生、团支书陈大春、妇女主任盛淑君、保卫委员盛清明等，以及在阶级本质上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但自身背有小农经济的沉重包袱，在新的历史选择面前一度处于不应有的中间状态或暂时落后状态的人物如盛佑亭（亭面胡）、陈先晋（先进胡子）等，都浓墨重彩，刻画得性格鲜明，为人称道。而与这些中心人物形成对比的边缘人物，如虽然是党员、副社长，但走合作化道路意志不坚定的谢庆元，一心单干、不肯向合作社服输的王菊生（菊咬筋），包括几位与合作社主角有人生纠葛或受合作化运动牵连的女性如张桂贞、桂满姑娘、盛佳秀等，也给予了大量笔墨。《山乡巨变》以人物形象塑造取胜，其最有文学史意义的窃以为就在后者。如果说中心人物与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要求已有距离，那么边缘人物的刻画与描写就更是无关宏旨的小叙事了。但正是这种在大叙事中镶嵌的小叙事，使《山乡巨变》规避了左翼文学对世界图像的简化而呈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生命运的诡异，体现了文学写作应有的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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