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于民国时期的1919年、1924年两度访日公演，在日本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中国京剧首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在中国京剧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正因为访日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梅兰芳“才有信心进一步再往欧美旅行演出”（梅兰芳语）。
　　通过史料的发掘整理，《东瀛品梅：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叙论》从整体上“复原”了相关史实，详细叙述了两次公演的来龙去脉、具体行程、公演剧目、相关活动及各界反响。同时，从艺术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日本古典戏剧的美学理论、当时日本观众的审美观以及日本社会的状况，对梅兰芳访日成功的因素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并对梅兰芳的艺术特色给予了新的解读。

　　在近现代史上，梅兰芳（1894-1961）是日文中罕见的直接用中文发音称其名的中国人物，连日本人都认为“此实罕有之事”。这正是由于梅兰芳两度访日，京剧在日本深入人心。
　　民国时期，梅兰芳在中国国内始终位居“四大名旦”之首。1919年他首次赴日公演之前，日本民众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了解并不多，甚至有所鄙视。当时国内的戏剧刊物《春柳》评论说：“向来旅京东西各国人士以看中国戏为耻，自有梅剧以来，而后东西各国人士争看兰芳之戏啧啧称道，且有争聘至外国演剧之事，诚为亘古未有之奇谈。”‘“梅兰芳以访日为始，随后又有访美、访苏公演之举，蜚声欧美。他是首位引领京剧跨出国门、以卓越的艺术造诣走向国际舞台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杰出表演艺术家。这也是他区别并超越同时代其他京剧名家之处。梅兰芳为中国京剧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观众，在国际剧坛上成为中国戏曲的标志和象征，国外学者甚至以他的名字来称呼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
　　梅兰芳生前曾三次访日公演，分别是1919年、1924年和1956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里，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社会情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他是对同一个国家的相继访问，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随着梅兰芳本人艺术思想、表演实践的变化和梅派艺术的逐渐成熟，实际上展现了梅兰芳25岁、30岁、52岁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和艺术造诣。
　　本书研究范围为梅兰芳在民国时期的初次（1919年）及二次（1924年）访日公演。第三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周恩来外交政策的一环，梅兰芳代表中国、作为政府的文化使者访日。此行的时代背景和性质完全不同于前两次，限于篇幅，本书对此暂不论述，以俟后日。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文献。有关梅兰芳的研究从民国二年（1913年）起，至今一直是戏曲戏剧学领域的热点，形成了所谓”梅学“。内容涉及其成长历程、艺术造诣、审美特征及相关的文化事项，成果颇丰。尤其是1990年出版的《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梅兰芳研究学会、梅兰芳纪念馆编），汇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近百名评论家和艺术工作者、弟子、家属的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从各个角度对梅兰芳一生的道路、思想、品德、艺术、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此评论集和之后1996年出版的《梅韵麒风》（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部主编），可谓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梅兰芳研究的最为全面的高质量成果。

　　袁英明，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弟子，梅派艺术传人，原上海京剧院主演，1988年获全国新剧曰汇演最高奖项“优秀青年演员奖”、“优秀剧目奖”，1989年在上海艺术节中获“文化成果奖”，1991年主演的全国第一部京剧连续剧《潘月樵传奇》获“黄河杯奖”。2001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现为日本樱美林大学副教授。在教学、研究的同时，以指导、演出、讲学、交流等各种方式，致力于中国京剧艺术在国际社会的传播。

序一 梅葆玖
序二 周华斌
序三 吴志攀
前言

第一章 东渡缘何——梅兰芳访日公演之背景
一、历史背景
二、文化背景
三、戏剧背景

第二章 寻梅觅迹一一梅兰芳访日公演之史实
一、策划过程与访日目的
二、首选日本之要因
三、两次访日公演之行程

第三章 众生品梅——从剧评看梅兰芳访日公演之反响
一、第一次访日公演之媒体评论
二、第二次访日公演之媒体评论
三、由《品梅记》看日本学界之反响与动向

第四章 梅香两地——梅兰芳访日公演成功之主要因素分析
一、外在因素：日本经济与媒体分析
二、内在因素：梅兰芳的艺术造诣分析
三、美学因素：中日相通的戏剧源流和审美理念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一、梅兰芳一行两次访日公演之剧目及角色分配
二、梅兰芳“国耻日”公演之事实经过
三、日本大正时代东京市民的娱乐活动表
四、日本大正时代东京的人口推移
五、福地信世所绘梅兰芳舞台形象精选（1918-1921年）
六、梅兰芳剧团第二次访日公演之契约书
后记

　　面对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19世纪以后在幕府统治阶级内部和西南各藩的下级武士中形成了改革派和“兰学家”。他们主要出现在唯一允许通商的长崎港口，包括经荷兰人介绍、提倡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人士。
　　在天保年间（1830-1843），这些人士主张进行带有开放性质的改革，史称“天保改革”。尽管“天保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但是某些政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原本从中国输入的正统的儒家学说也出现了若干变革：“尊王攘夷”观念中的“尊王”变成了“倒幕”的思想武器；“攘夷”变成了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幕府投降的政策。
　　西南各藩的下级武士所结成的“倒幕”同盟日渐壮大。1865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宣布“王政复古”，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掌控下建立了明治新政府。新政府成立后，加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形成了控制政府的新的官僚集团。
　　1867年10月间，名古屋到处流行一种传说，说是世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市民们聚集街头，既歌又舞，一边嘲笑封建制度，一边不断唱着结尾叠句是“可好啦”的民歌。遇到平日欺压百姓的富户，市民就冲进他家去捣毁一切。后来，“可好啦！”成了包括日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东京）等大城市在内的一场市民运动。11月8日，改革派以明治天皇的名义下密诏“讨幕”。11月12日，天皇接受了将军奉还大政的建议。
　　1868年4月，明治政府在京都召开公卿和大名会议，以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条誓文”，作为实施政治改革的纲领。五条誓文的内容为：“一、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张皇国之基础。”其中的第一条，意味着建立朝廷大臣会议制度；第二条，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三条，意味着废除等级身份制度；第四条和第五条，表达了向西方文明学习、增强国家实力的决心，其中的“大张皇国基础”暗含向外扩张的野心。
　　学界称明治新政府的改革为“明治维新”，具有从封建主义转化为君主立宪式资本主义的里程碑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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