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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与华西村齐名的先进村，但因前任村干部管理无方而逐渐衰落，致使集体经济亏空、村民生活贫困、村庄面貌破败，成为周边村庄的落后典型。从山泉村走出去的万事兴集团董事长李全兴临危受命，舍己奉公，放下市值数亿元的集团，回村全力扭转颓局，带领新一届村党委班子与村民一起努力，重振乡村，走出了一条聚力发展，聚焦民生的乡村振兴之路。建党百年之际，该村党委荣获中共中央授予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山泉村近十几年的鲜活实践，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对乡村振兴的最好注解。

第1章令人忧虑的抛物线

有一座小山，因为太小，故而没有什么名气，但名字还是有的，叫鸡笼山。它位于江苏无锡江阴市周庄镇与华士镇的交界处，是砂山西麓外延分支，海拔 30余米。相传古时，这里时有锦鸡出没，被天神关进笼子里，因山形似此笼而得名鸡笼山。又传周庄之名的起源或亦与这鸡有关。据说此地原为曹庄，适逢明正德皇帝朱厚照微服出巡，与护卫走失，只身闯入此山。时正精疲力竭、身乏腹饥，一周姓人家见此，心生怜悯，盛情杀鸡款待。正德皇帝深受感动，言谈间，得知户主儿子苦于家贫，尚未成婚，当即下旨，令本地曹御史将女儿许配给周家完婚。于是，周家就此发迹，大兴土木，更名周庄，繁衍于此，延续至今。
至近代，关于鸡笼山的描述，诗人沙曾达曾作《泰清寺》云:寺建砂山号泰清，禅参弥勒佛争迎，鸡笼龟岭东西接，众水潆洄远岸平。是意砂山如伏龙，东有龟岭，西有鸡笼，首尾相望，且龟示长寿，鸡为凤凰，龟凤相伴伏龙，乃人间一奇景也。
如把视角再拉近些，那里的地形地貌更加显而易见。鸡笼山横卧于两个村之间，山北边的村庄是鸡笼山村，南边的正是命途多舛的山泉村。
关于山泉村村名的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两种说法：一说在 20世纪 80年代，讨论村名时，众人各抒己见，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正巧七大队里有一位村主任名叫李山泉，故有人提议，山泉这个名字很好听，有山也有泉，很符合江南的韵味，干脆就定此名，当即便有多人附议。于是，大家一合计，山泉村的名称就这样敲定下来。又一说是从前，鸡笼山上有一泓泉水汩汩流淌下来，直至村里，泉水清澈甘甜，可供村民作日常之用。因感恩自然之赐，故村民取名山泉村。两种说法孰真孰假，抑或还有其他关于村名的假说，目前已不可考。
在历史上，山泉村地属无锡江阴的周庄。虽然江阴的周庄比不上昆山古镇周庄的名气，但也处于太湖平原，同样历史悠久，素有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美誉，钟灵毓秀，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早在 6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定居。据传， 2400多年前，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言偃来到周庄，见到这里的人们渔猎耕织，一派祥和，暗叹此地仓禀实而知礼节，心生无限欢喜，遂决定在此定居施教，黄河文明也由此渗入周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就有追逐小康的梦想，并在生活演化中，形成了男耕女织、勤劳致富的悠久传统。到明代，这一带的民间土布编织行当已相当兴旺，至清代时，更是一度进入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当地可日产土布千匹，销往大江南北甚至东南亚各国，成为闻名遐迩的纺织之乡。延及近现代，这里一直享有江南布码头之盛誉。
山泉村明代属清化乡，清代属华墅镇，民国23年 (1934年)属泰清乡， 1951年归应河乡，1955年划入周庄乡，1958年周庄撤乡建社，隶属周庄公社，按照生产队序列编号，定名为七大队。1983年5月，周庄公社重改名回周庄乡，后到1985年12月，周庄撤乡建镇，设立了周庄镇，七大队也同步更名为山泉村，成为独立的行政村，下辖江缪家基、七房桥、赵家浜、薛家桥上村、薛家桥下村、唐家巷、老新村等 7个自然村，有500多亩粮田。
回首历史，山泉村的发展一直按部就班、稳步前行。正如村外围绵绵不绝流淌的张家港河与华士河，波光明净，接续向前，透着无限生机。
20世纪70年代，山泉村的发展迎来第一次飞跃。时任七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阿青是个头脑活络、敢想敢干的领头人，他并不一味地满足现状，为了尽快提升七大队的全员生活水平，他在组织队员勤耕劳作的同时，苦苦思索着突破之道。
七大队与北边的鸡笼山村之间横卧着鸡笼山，虽然山不大，但有着可观的矿石资源。当时，按照权属划分，山北面的资源归鸡笼山村，南面则归七大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李阿青敏锐地看到了鸡笼山矿石资源的价值，他勇破桎梏、大胆实践，率先成立了江阴市山泉采矿厂，集中组织七大队富余劳动力挖石头、炸石头，并运送出去售卖。因先人一招，抢占了先机，生意顺风顺水，此举为七大队带来了极其可观的收入。
赚到第一桶金，李阿青信心更足，趁热打铁，又陆续开办了饲料加工厂、纽扣厂、缝纫布厂等工厂。受彼时国家发展环境和经济水平的限制，虽说是厂，但其实都是些零散作坊式的生产车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整的规模和体系。
1978年，七大队的发展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当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对全社会各方面几乎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农村自然也不例外。
198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各项配套政策陆续推行，生产发展的环境变得宽松，市场松绑后显得异常活跃。周庄公社下属的各村庄均开始陆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创业意愿和产业的发展潜力被迅速激活。在七大队周边，一些嗅觉灵敏的生产队已经涉足螺丝生产、五金加工等工业领域。李阿青掌握信息后，立刻认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波势头正猛的发展浪潮中，七大队不能也决不应该落伍。这般谋划着，他当即着手对生产队现有的生产资源和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在分析了当时的生产环境和市场需求后，开始筹建规模更大的毛纺染整厂。
与那个年代大部分工厂一样，受计划指标的约束，设备短缺是头等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李阿青动起了脑筋。经过多方打探，他了解到八大队有人在苏州的一家毛纺厂做副厂长，厂中正有自己所需的设备，顿时大喜过望，急忙找到八大队的好友，请他帮助牵线搭桥。然而，简单沟通后，便遇到障碍，对方明确表态，不能直接提供设备，不仅是因为经济实力达不到，而且政策也不允许。话虽已挑明，但李阿青并没有轻言放弃。对想做事的人来说，任何挑战最终都会成为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李阿青眼神一转，有了主意，既然不能给，那就自己造。于是，通过与副厂长几度恳谈，最终商定，在对方厂拆洗及维修设备的时候，七大队可以派人到现场观摩，对照拆下来的零件一个个画图，再把图纸带回队里生产、加工、拼装。听起来似乎天方夜谭，但正是靠这样的韧劲，一趟趟跑、一点点摸，不断调试与修正，最后竟然真的成功组装出了所需设备。这项破冰之举，不仅有力推进了办厂的进程，也极大地激发了队员们的办厂信心。
除了设备，队里还面临着原材料匮乏的问题。由于七大队没有分配指标，生产所用的钢丝布始终批不下来。不过，有了前期的成功经验，李阿青信心满满，与好友再次踏上漫漫攻关之旅。历经波折，费尽口舌，最终与上海一家国营厂谈妥。该国营厂负责人答应从每次批下来的材料中分给他们一部分，方才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就这样攻克一个个困难，跨过一道道坎坷，李阿青带领七大队成员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克服种种障碍，使毛纺染整厂顺利于 1980年 8月正式投产。纵观七大队几十年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当时的毛纺染整厂规模很小，仅一条生产线，每天产量只有 40匹布，但由于起步早，竞争小，需求大，所以市场相当可观。当年底，该厂净利润就达到 120万元。
根据当年统计数据，1980年老百姓的月平均工资是 64元左右，对那时的人们来说，120万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时间，七大队的发展像是点燃了助推器，集体经济总量迅猛蹿升，在当地率先摆脱了贫困，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那个时候，周边一带青年男女结婚，都会请本队五六个青壮年到女方家去抬嫁妆，而七大队参加抬嫁妆的小伙子，个个穿着自己村办厂生产的呢子衣服，让旁人格外羡慕。更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七大队不仅自己发家致富，还不忘先富带后富，主动与邻近的九大队结对子，为该队二十多位队员提供就业岗位，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
回望过去，那段时期恰如千舟竞发、百舸争流，除了七大队，周庄公社的其他各大队也都紧抓政策红利，找准自身定位，相继开办工厂，在你追我赶中大大推动了周庄经济的发展。在1983年5月，周庄公社改为周庄乡时，就已是响当当的亿元乡了。
望着七大队日益蓬勃的经济形势和各工厂热火朝天的生产势头，李阿青十分欣慰。同月 10日，他功成身退，到龄后光荣退休。
半个月后，根据周庄乡党委安排，七大队新的党支部书记领命上任。
正当七大队队员们对新书记充满期待，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再续辉煌时，发展的指针却突然被调拨了方向。一些敏锐的村民隐约发现，村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新书记上任后，面对着几年来村里积累的丰厚家底，仿佛看到了堆金叠玉的宝矿，一股财大气粗的底气油然而生，骄傲自满、畏难享乐的不良情绪相伴滋长。基于对经济环境的不甚了解，以及对本大队发展重心的错误定位，抑或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作祟，这位村书记刚上任不久，就大肆盲目地上马各类工厂项目，顺便从中攫取些利益，肥了个人口袋。至于厂长或负责人职位，村书记则全部安排给身边的亲信好友担任，逐步形成了固化的利益阶层。这些厂长或工厂实际负责人同样是一丘之貉，在各自掌管的厂内只手遮天，工人待遇高低、福利多少、晋升快慢全凭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使得一股股歪风邪气在厂内、村内肆虐弥漫。
1985年，周庄改乡设镇后，七大队随之更名为山泉村，成为独立的行政村，村委的行政自主权尤其是财政权得到进一步释放。站在新的起点上，村书记劲头更足，胃口也更大，短短几年内，没有科学系统的调研论证，甚至不屑于像模像样地走个过场，多个工厂便在不切实的口号中拔地而起。
只是，铁定的市场规律从不顾及任何人的脸面。特别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民营企业崭露头角后，凭借灵活的体制和管理优势，给村办企业带来了重大冲击。在许多人意料之中，村内这些无根无基的工厂大多数未能持久，一般一至两年就关门大吉，成为消失殆尽的炮灰。原本殷实雄厚的村资产在如此大手笔的反复挥霍行为面前，没有任何抵抗之力，很快亏空见底。曾经前途闪耀的毛纺染整厂也由于管理不善，拐入下坡路。
这般几年下来，村里的集体口袋瘪塌了，但村书记自己的腰包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囊囊地鼓起来，这种莫大的甜头令他对办厂之事乐此不疲。为了争取贷款开办新厂，他不惜将村里唯一的道路权抵押给银行。在他任期的十年里，山泉村表面一派繁荣，厂房林立，除了毛纺染整厂，还先后成立了轴承滚子厂、毛纺织厂、编织厂、环境保护设备厂和化工厂等，总产值近 5000万元。但村民都知道，这些数据华而不实、外强中干，面对庞大的贷款数额及高额利息，微薄的村底毫无承受力。在泡沫般繁华的背后，是漏洞百出的管理体系、身负巨债的村级账目、脆弱不堪的发展模式，山泉村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危如累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阶段，正是周边村庄如华西村、向阳村、三房巷村等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1993年，华西村引进大型中外合资项目组建了华西集团公司，当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就已超过 11个亿。就这样，曾与华西村并肩、与三房巷村媲美、与各个先进村赛跑的山泉村，远远地被甩在末位。和李阿青在任时的盛况相比，村民们心里产生了巨大落差，进而迸发出强烈不满。他们轮番结队到镇党委反映情况，请求党委领导立刻采取措施，早日改变现状。镇党委研究再三后果断决定：换人！
1994年4月，新一任党支部书记到山泉村上任。
在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七大队曾被划分为七个工区，并以工区作为新的核算单位。这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工区长出身，主要分管农业。上任伊始，他有感于村里江河日下的发展颓势，暗下决心要扭转现状，但由于自身政治素养不高、文化水平偏低、个人自控力也较弱，不久便沦陷在权力的泥淖中，摒弃了初心，也忘却了使命。在担任村书记的日子里，他成日不理村务、贪图享乐，过度追求奢靡生活，把村资产当成摇钱树，并与前任村书记同出一辙，将工作重心放在兴办企业、兴修水利、兴建厂房上，大力推进多项建设工程，想办法从中捞取好处。眼看着村里的集体资产被挥霍败光，老实巴交的村民除了惋惜，更多的是心痛，以及无可奈何的愤慨。
不过，颓落的事实似乎又有了转机。
1993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江泽民同志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我们在 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为推动中央精神落实落地，1994年4月 26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了《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包含了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了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继续完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进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改革的探索等具体措施。
为响应国家号召、落实各项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各类村办企业纷纷转制为民营企业。山泉村自然也不例外，村委借机甩掉了企业这个烂包袱，摇身一变，从经营方变成了收租者。正当村民们暗松一口气，以为情况会有所好转时，却失望地发现，本应从此有稳定租金收入的村庄，依然一穷二白。
原来，许多改制后的民营企业虽然租用了村里的集体土地和设施设备，但村企双方并没有明确的收租标准，更没有协议、合同等法律凭证。对于土地费、电费、水费、污水处理费、设备租赁费等款项，收取金额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企业与村委的密切程度，关系好的可以少交甚至免交，关系不好则要多交，且遭遇百般刁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企业主无不竭尽所能对村委班子阿谀奉承、极力讨好，由此导致不正之风更加盛行。为了避免村民知情后激化矛盾，村委班子想出了一个点子，干脆将村内资产情况锁入黑箱，成为严防死守的秘密，以致到最后，除了村委主要领导，没有人知道村内当年的实际营收和财政情况。
无心做实事，自然也不会费心去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落户村里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村域内的厂区缺少规划，随意设置，几十个以纺织印染为主体的工厂见缝插针，布局犬牙交错，场面杂乱无章，统筹治理的难度也同步增加。有人这样形容山泉村：开门见工厂，噪声耳边响，污水遍地流，灌水不通畅。这种厂村不分开，厂田一墙隔的落后布局，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极大制约了相关企业的业务拓展和经济发展，也给村民的正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与困扰。虽然村民住宅基本都进行了二轮改造，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布局分散、功能不全的大格局依然制约着山泉村，村委那些质量不高的应付性作为，实在难以满足村民开展生产、改善生活之需。
在几十年持续的经济滑坡后，山泉村的村级集体经济收支倒挂，村民收入锐减，集体福利所剩无几，村民生活大不如前，甚至出现不少返贫户。与曾经的意气风发相比，那段时间，悲戚无助的苍凉感笼罩在每位村民的心头。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不会因为任何力量而停下前进的脚步。就在山泉村发展举步维艰之时，相似的历史再次上演，与之相邻的村庄都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勇立潮头、奋力搏击，实现了经济大发展、面貌大变样、生活大提高，无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新景象。与华西村的政治荣耀、向阳村的经济领跑、三房巷村的美丽风貌相比，山泉村越发显得破落衰败。在这片2.3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内，江南水乡的宁静恬然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雨泣云愁般的凝重。
到2008年时，山泉村已形如枯木，经济发展停滞，村内鲜有活力，夹在各个先进村中间，成为当地经济发展高原上一处扎眼的洼地。
比经济落后更为严重的是，村里人心涣散，村民怨声载道，干群关系紧张，村级考核垫底，全村上下弥漫着失望、悲观、埋怨的情绪。长期受这样的环境浸染，村民性情也愈显暴戾，邻里之间甚至家庭成员间，常常为了细枝末节的小事而吵得鸡飞狗跳，甚至大打出手。村委会几乎不再作为，形同虚设，村民家中遇到事情没人管，村里道路年久失修也无人问，对企业肆意排污影响生态的恶劣行径更是装聋作哑。本应代表村民利益、为村民发声的 40多名村民代表，经过几轮筛选和更替，已转型为村委的专属亲友团，普通村民彻底丧失了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等基本的政治权利。同一片土地上，逐渐衍生出两个势不两立的群体。
村委没有号召力，群众便没有向心力，眼见村庄如此，稍有能力的村民都举家迁到周庄镇区或市区，村中只剩下老弱病残 1000多人。由于村况日趋式微，房屋租金骤降，吸引了大批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到此租住，总数多达 4000余人，占村常住总人口的 65%以上，远超本村人口。如此失调的人员比例，致使本地和外地居民之间经常发生尖锐摩擦，各类矛盾也严重激化。日常中，村里私搭乱建、吵闹、打架、偷菜等的情况接连不断。有时一天之中，警车要开进村十多趟。
由于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村委已无心也无力正常开展工作，干脆两手一摊，放任不管，山泉村的发展陷入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已有日暮途穷之势。周围已经发展起来的村庄，纷纷把山泉村当成反面典型，每每谈及，均是一副鄙夷的神情，似乎山泉村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有的毗邻村为了以示区别，在两村交界处专门立起了硕大的牌子，赫然标明对面是山泉村，如同躲瘟神一般避之不及，生怕与之沾上半分关联。残酷的现实场景，深深刺痛了山泉村民的自尊心。
回观这一路，跌跌撞撞，饱经沧桑，有自豪，也有痛心，有辉煌，也有落寞。山泉村前几十年的发展轨迹，划出了一条令人忧虑的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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