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辽金元诗歌是中国诗史上的独特存在,只有从历史文化的视野中来看辽金元诗歌,才能认识它的诗史价值所在。与其他朝代诗歌相比,它荷载着更多的文化容量。它向我们昭示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乃是诗歌发展生机的源头所在。
辽、金、元三个朝代,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开创的。辽为契丹,金为女真,元为蒙古,它们在时间上互相衔接。辽与五代、北宋相始终,金与南宋并存,元灭金、宋,统一中华版图,成为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的一统帝国。契丹、女真、蒙古,固然有着各自的民族特征,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又有相当明显的共性,尤其是豪爽武勇的民族性格。这种豪爽武勇的性格气质,不仅使北方游牧民族常常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且非常广泛地渗透在诗歌创作之中。同样地,他们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辽、金、元三代有许多颇有成就的少数民族诗人,都是运用汉文学的语言形式来进行创作的,他们运用的诗歌样式、句法、格律等形式要素,都是地道的汉诗构成;他们在诗中所运用的典故,所继承的思想传统,也都是属于汉文化系统的。但同时,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独特文化心理,势必要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形成某种特殊的风貌。他们的创作又因诗人的地位、声望等因素,对诗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具备了某些新的特质。辽金元诗歌(尤其是辽诗和金诗),往往以自然朴野的气息,为诗史注入了新的生机,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诗人,也许只是还没有在更深层次完全汉化,亦或是不屑于拘守某种诗学畦径,也许正是那种豪放伉爽的民族性格决定,他们以本色天然之语、朴野明快之风,给人以新鲜的审美感受,给诗坛带来了一股生新朴野的新活力。来自草原、来自大漠的豪荡与朴野,闯进了诗坛,这令人们为之一震,感到一种冲荡和撞击,这种朴野本色为诗史注入了新的生机。
辽诗存篇不多,在辽诗中最有成就的是契丹诗人,如萧观音、寺公大师等。契丹诗人的创作,更明显地体现出豪放清疏的特点,同时也可见,契丹诗人对汉诗的掌握并未完全深入,他们对于近体诗的严密格律还未能运用自如。但即便如此,辽诗亦有其独特的风格。金诗承续宋诗与辽诗,但有了很大的变化。金诗数量较多,已经构成一代之诗的规模,而且出现了元好问这样杰出的大诗人以及像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一些具有自己风格的优秀诗人。元诗卷帙浩繁,规模宏阔,出现了杨载、范、虞集、揭傒斯和萨都剌、杨维桢等重要的诗人,成就十分可观。
在辽、金、元时期的词作中,金词的成就是最高的,金代善于作词者甚多,元好问选录金词114首,辑为《中州乐府》,这是前代留下的唯一一部金词总集,而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收金源词人70人,作品3572首,蔚为大观。仅就数量而言,金词就足以一代制作立于中华词史了。
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词起源于唐而盛于宋,这是人们所公认的,金源与南宋并存对峙,在文学上深受两宋影响,所谓金源乐府不出苏、黄之外的说法是不无理由的。但总的来说,金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虽不能说与宋词分庭抗礼,但也可以自立于历代词林。宋词多南国情味,秀雅温润者居多,金词更富旷野气息,别具一种伉爽清疏。又因吸取了宋词的表现手法,往往形成了糅深婉与刚健于一炉的特征。
元代词、曲并行,互相影响,但词的成就远远不及散曲。就以词而论,佳作不多,但仍有可称道者,譬如张翥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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