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海洋帝国的兴衰：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贸易与殖民_维姆·克罗斯特_9787545571257

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虽是小国，却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让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由于国土面积等天然因素的限制，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但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至今依然在影响世界。

本书是一本轻学术的荷兰史读物，作者介绍了荷兰在17世纪这一黄金时代扩张海外殖民势力范围的历史，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在非洲和美洲的迅速崛起，到经历联省战争、第二次英荷战争、与葡萄牙的战争逐渐衰落，并通过对荷兰水手与士兵的生活、荷兰商人与他国的交往与贸易、荷属殖民地的移民与管理等方面的叙述，展现了荷兰在广阔的大西洋世界留下的前所未有的印记。荷兰的殖民统治一方面导致了歧视、奴役和流血事件，另一方面也带去了他们自己的制度、法律实践和文化传统。本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多角度展示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如何建立并最终失去一个大西洋帝国的历程。

引言大转折
在17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大西洋世界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尽管到1620年，基本上仍然是伊比利亚人（Iberians）独自占领着美洲的土地，在非洲建立起桥头堡，进行跨大西洋的贸易，与土著人交战或相安无事。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与荷兰人加入了他们。尽管墨西哥、秘鲁和巴西一直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世界（New World）的活动中心，这些新来者却在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和北美洲建立了繁荣的定居点。如果说制造黄金是西属美洲的经济基础，那么种植经济作物就成了北欧人建立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随着奴隶制在新殖民地的发展，非洲被更深入地拉扯进了大西洋世界。荷兰人在这场巨大的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和贸易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很少靠自己种植作物，而是作为商人无处不在，他们贩卖商品和奴隶，购买农产品，跨疆界发放贷款。荷兰人的触角就这样深入其他大西洋帝国，以至于他们的活动推动了英格兰《航海法案》（English Navigation Acts）的颁行、葡萄牙跨大西洋舰队系统的建立、法属加勒比制糖经济的兴起，还有瑞典人和丹麦人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交易非洲俘虏和离散的犹太人活动的开始。荷兰对大西洋世界发展的
影响表明，人们仅关注荷兰本身并不能充分了解荷兰历史，因为每个殖民王国都以各种方式与他国相联系。尽管文化影响、战争与边境冲突会将相邻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对美洲许多地方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荷兰人踏上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荷兰人提供的枪支使易洛魁联盟（Iroquois）击败了他们的敌人。同样地，荷兰人对贝壳串珠的需求（他们卖给北美土著人的一种贝壳珠子，这种珠子被北美的土著人用作外交目的，他们把这种物品当作显赫尊贵的财产，并赋予它们以极大的精神意义）导致本地制造商的产量呈指数级增长。这场生产力革命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经济体从自给自足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方面。而在非洲西南部，荷兰人的活动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罗安达（Luanda）港口的占领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状况，并把在这里俘获的非洲人送上了欧洲人的奴隶船。1
本书讲述的是大西洋历史上的荷兰时刻（The Dutch Moment）17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在这期间，荷兰人在广阔的大西洋世界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记。转折可能注定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荷兰人，这个进程可能会推迟并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尽管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承认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经常低估或夸大荷兰人的影响。相比之下，大西洋世界的荷兰学者一直以来都被过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工作过的同人们看作海外历史系学生而遭受忽视。此外，这些学者一直偏爱研究某一时期的单个殖民地，忽略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背景。因此，尚无作品讨论荷兰在大西洋世界所特有的影响力，这正是我希望通过本书来填补的空白。
在历史学家的解读下，大西洋上的荷兰人经常被夹在缝隙之间。人们对其他国家势力的关注使荷兰人在其间变得微不足道他们唯一值得一提的角色是闯入者，是住在近海的局外人。我希望能够纠正这一错误，不是通过为大西洋历史增加另一个帝国层面的内容，而是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整个17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显然，荷兰人在殖民非洲和美洲时带去了他们自己的制度、法律实践和文化传统。他们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也不同于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们这些国家以一种即兴的方式构建起了他们的大西洋帝国，荷兰人却是精心策划的。西班牙临时入侵阿兹特克（Aztec）帝国、葡萄牙人偶然发现巴西，同样偶然的是英格兰人在百慕大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殖民以及法兰西人在加勒比海的私人行动，这些事件的偶然发生均与荷兰人对其伟大计划的精心策划形成鲜明的对比。1621年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目标居于最高地位。荷兰人在谨慎备战后攻克了埃尔米纳（Elmina）、库拉索岛（Curaçao）这样的重要基地，更不用说巴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荷兰并非特例。西班牙的大西洋帝国早期就已经是一个领土型帝国（territorial empire），因为它是建立在充足的本土劳动力基础上的，而葡萄牙和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在最终成为领土型帝国之前，数代人都是靠海而生的。这种转变发生于荷兰的目标从贸易控制转向商品生产管控之时。葡萄牙在巴西的崛起，
伴随着领土扩张，是在17世纪逐渐完成的，英格兰则是直到18世纪中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尽管历史学家对荷兰海洋帝国的印象总是海运的或是商业的，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 WIC，于1621年之后统治荷属大西洋的股份制公司）对于荷兰建立领土型帝国也起了作用。在美洲取代西班牙的梦想这驱使一些荷兰的探险者前往新世界关键是征服了位于上秘鲁、深入南美洲内陆的波托西（Potosí）矿业中心。并且，拥有波托西与建立拥有土地的帝国息息相关。尽管没有成功占领波托西，但是在入侵巴西后，荷兰人对领土的欲望重新显露。面对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区域，荷兰人屈服于创建帝国的诱惑。在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也同样如此，在那里，香料诱使荷兰人占领了香料生产地区并控制了那里的土地。
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在战场上建立起来的。为打赢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独立战争，荷兰人在海外部署军队耗时数十年有时是毫无预兆的。人们很难估计荷兰人和伊比利亚人之间的海外战争的规模，在这些战争中，荷兰人起初士气满满，后来逐渐衰退。在巴西的战争是17世纪大西洋沿岸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帝国间的冲突，而这一战争却被历史学家们低估了。吸引历史学家眼球的是1689年至1815年的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最近他们对七年战争的兴致勃勃也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大西洋帝国之间早期发生的对抗却很少受到关注。因此，和平是常态，战争是例外这一值得商榷的观点始终存在。
与西班牙的战争是17世纪大西洋世界众多牵涉荷兰的战争之一。事实上，葡萄牙在与西班牙联合时，在海洋上和陆地上都是荷兰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在葡萄牙人起义并获得独立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荷兰人占领了葡萄牙在非洲和巴西的殖民地，引发了另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同时，在第二次、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出于商业竞争的主要目的，大西洋再次成为主战场。荷属美洲殖民地濒临毁灭但得以幸存，可是它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与法兰西战争期间并没有进一步扩张，因为大西洋世界的战争更多了。牵涉荷兰的众多起武装冲突表明，在大西洋世界，17世纪中叶并不只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持续战争的时期。像荷兰人一样，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也开始在新世界殖民，并在西非建立奴隶贸易基地，但他们到达大洋彼岸的方式是相对和平的。荷兰人的出现则伴随着无穷的暴力。人们对荷兰人的关注揭示了这一点，即新世界的17世纪中叶远非一个和平殖民的时代尤其是来自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的殖民而是充斥着鲜血的时代。是暴力促成了大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军事规模特别引人注目，捍卫和扩张帝国边界的士兵和水手的比例远超其他帝国。在非洲沿岸的荷兰贸易中心不存在殖民地人口，在美洲的人口规模也从未扩大。然而，无论荷兰人在美洲的定居点多么简陋，他们仍然难以养活自己。为了生计，他们仍旧依赖于共和国的物资供应，而这些物资供应往往需要很久才能拿到。除了日常缺少食物，驻军士兵们还遭受着其他方面的剥夺。尽管驻军士兵对于荷兰海洋帝国十分重要，但是殖民地政府、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States General）总是事后才会想到这些士兵。他们的疏忽最终导致士兵拒绝战斗，从而丧失了部分殖民地。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数移民来自城市，而且他们缺乏农业技能。在失去巴西和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之后，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承认，正如巴巴多斯最近的转型所表明的那样，与英格兰移民不同，荷兰人并不适合当殖民地的农夫。2 但是，正如董事们所强调的那样，荷兰人是一流的商人。如果说帝国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支柱之一，那么贸易的确是另一支柱。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于16世纪后期开始兴起，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衰退到中等水平，然后被置于西印度公司的保护之下。与其更著名的对手东印度公司不同，东印度公司在存续期间始终保持着主要垄断地位，而西印度公司由于商业表现欠佳，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大部分垄断。作为在巴西的殖民冒险的意外结果，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叶确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公司。荷属巴西殖民地的终结并没有减缓荷兰人在非洲的贸易进程，与之相反，尽管贸易目的地逐渐向新世界以外扩张，荷兰人实际上扩大了在非洲的贸易。的确，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在荷兰人占领的港口和要塞的贸易量。荷兰人在西语、法语和美洲英语区的交易规模十分出众，在一些地方，商人的数量经常超过各个首府的商人数量。因此，进入荷兰市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市场）的经济作物产自美洲的所有地区。此外，由荷兰人的奴隶贩卖船运送的奴隶常常是在荷兰人管辖之外的非洲海岸的港口和要塞装载的。如果外国人是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那么，同样地，荷兰人建立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他们的舰队和军队里有大量的外国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在荷属殖民地定居的人难以计数，有时能多达当地所有人口的一半，他们都出生于欧洲或者新世界等外国地区。尤其特别的是，在荷属美洲殖民地有很大比例的犹太移民，他们的经济开发能力对于在殖民地生存下来非常关键。这些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家人通常出生于葡萄牙或法兰西。他们或在阿姆斯特丹，或在其他荷属殖民地，重新过上了正宗犹太式的生活。美洲犹太教也因此在荷兰发展起来。
如果没有他们在巴西、圭亚那［亦称狂野海岸（Wild Coast）］、新尼德兰、安哥拉和黄金海岸精心维系的本土同盟，荷兰人也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事实上，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一个典型的跨帝国、跨国家、多种族的国家。同时，它还是一个旨在造福联合省的帝国。由于战争是西印度公司存在的首要原因，因此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不愿意购买公司股票，从而推迟了第一批军事远征队的出发时间。更多有冒险精神的人更喜欢战争而不是贸易，因为他们能从中更快地积累财富。在荷兰时刻的大多数时候，私掠船利润丰厚，银器是首选的战利品至少在西班牙还是敌人的时候是这样。当只剩下葡萄牙是伊比利亚唯一的敌人时，运送巴西糖料的船就成了主要目标。
美洲土著在荷兰海洋帝国的战略目标中被视为理想盟友。因为西班牙与各地的美洲印第安人交战，所以人们推测美洲印第安人将会与荷兰人结成同盟。但实际并非如此，荷兰人与美洲土著建立关系很是困难。淘金热、随意攻击和不时地奴役让荷兰人并没有讨得当地人的喜欢。不过，商业往来仍然将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在个人层面建立了许多可靠的持久的联系。宗教基本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即使牧师们带着传播福音和引入文明的双重目标而来，还是很少有当地人转为信仰加尔文教（Calvinism），他们向当地或新世界的非洲人传教的努力也收效甚微。起初，黑人没有被迫沦为奴隶，但巴西对强制劳动的需求使殖民地的荷兰人改变了主意。不
论在布道还是出版作品中对奴隶制提出的任何异议都因此被搁置一边。殖民地的神职人员需要在宗教场所中履行职责，而宗教场所还尚未准备好。抛去阿姆斯特丹这一有名的特例，宗教信仰自由在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其实并不常见，却成为大多数殖民地的典范。信仰自由是为美洲殖民地最初的行政架构所确立的一项原则，被普遍认为对于殖民地未来至关重要的宗教组织甚至也被赋予了信仰自由的权利，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无论如何，荷兰人没有兑现其原本所允诺的信仰自由，将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高昂的。
荷兰时刻，不仅使荷兰人成为大西洋世界的中间人，而且本身就是大西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联通了17世纪以前以伊比利亚人的扩张为主导的时代与第二次百年战争。尽管荷兰时刻可能有些短暂，但它以多种方式在更广阔的大西洋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就像荷兰人以学徒身份从早期的海洋探险一步步开始一样，其他人也很快从荷兰人所精通的航海、制图、种植和奴隶贸易方面有所借鉴与收获。荷兰的商业援助使英格兰和法兰西尚在初期的殖民地与已臻成熟的西属殖民地都能得以维持。相比之下，荷兰的军事运动则给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许多地区以及后来的法属和英属殖民地的居民带去了一系列的伤亡与挥之不去的恐惧。这种权力的展示最终在17世纪70年代末走向终结。荷兰人并没有从大西洋世界中消失，而是在新的、被削弱的、非武装的西印度公司的辅助下开启了殖民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在大西洋沿岸仅存的埃尔米纳、库拉索岛和苏里南等殖民地在没有军事介入的情况下仍然完好无损。而荷兰人在此时的角色也发生了逆转：他们从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
尽管历史学家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7世纪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存在，但近几十年来它已成为一个被众人研究的领域。通过亨克·登海耶（Henk den Heijer）对西印度公司机构历史的研究、吉斯·赞德弗利特（Kees Zandvliet）对西印度公司使用地图的研究以及亚历山大·比克（Alexander Bick）从微观历史学角度对1645年的西印度公司的审视，为研究西印度公司提供了新视角。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说明了美洲在荷兰意识中的重要性，丹尼·诺兰德（Danny Noorlander）发表了大量关于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神职人员的论文，马克·莫伊维塞（Mark Meuwese）探索了荷兰人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商业和军事联系。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相互关系也是洛德韦克·胡尔斯曼（Lodewijk Hulsman）关于圭亚那的论文的研究主题。亚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的专著、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ff）关于埃维特·威廉姆斯（Evert Willemsz）的传记、唐娜·默威克（Donna Merwick）和保罗·奥托（Paul Otto）关于荷兰人与当地人关系的著作，以及苏珊娜·肖·罗姆尼（Susanah Shaw Romney）关于荷兰人与非白人互动的讨论等都引领了对新尼德兰的研究。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EvaldoCabral de Mello）和米希尔·范格罗森（Michiel van Groesen）的出版物丰富了关于荷属巴西殖民地的文献，克拉斯·拉特尔班德（KlaasRatelband）几十年前出版的手稿也细述了安哥拉和圣多美的荷兰殖民时期。还有，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Filipa Ribeiro da Silva）对于荷兰人横跨西非西海岸的活动有了新的阐述。
然而，我们仍然缺少一本书，它可以提供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概述，探讨荷兰在海外殖民地的创建，跨越帝国边界的经济贸易目标以及对建立某种帝国的追寻。另外一个必要的修正是应当将巴西置于荷兰在大西洋势力范围的首要和中心位置。令人惊讶的是，在历史学家和外行人眼中，新尼德兰是17世纪荷兰最著名的殖民地，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时期巴西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荷兰人的统治之下。从整个北美尤其是纽约的角度来看，对新尼德兰的关注很容易理解。但是，花时间在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档案馆或研究当代小册子类文献的历史学家很快发现，对于荷兰而言，新尼德兰并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未被研究的荷属巴西殖民地非常关键。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荷兰政客和商界精英看来，巴西是荷兰在西半球的重要殖民地，为此他们愿意发动由成千上万士兵和水手参加的长期的、有时似乎是永无休止的战争。在军事人员方面，巴西使所有其他荷兰殖民地和贸易站显得微不足道。从西印度公司决心占领葡萄牙在非洲的两个主要据点（埃尔米纳和罗安达）以控制非洲奴隶贸易的输出从而使巴西获益的决定中，人们也可以推断出巴西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两次入侵都不是从共和国而是从巴西发动的。荷属巴西殖民地尽管只存续了短短30年，却对大西洋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征服伯南布哥（Pernambuco）之后，荷兰人首次系统化地参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到1803年，荷兰船运送了超过50万名非洲人到达新世界。同时，荷属巴西殖民地为在美洲的犹太人能够正常生活铺平了道路。在美洲的第一批犹太教堂在累西腓（Recife）正式打开大门之后，其他荷属和英属殖民地也纷纷效仿。并且，最早搬去那些殖民地的犹太人通常是来自巴西的定居者。他们由此也成为加勒比和北美的犹太社区的开拓者。在巴西进行的军事冒险活动高昂的开支，无疑导致了西印度公司的破产。在巴西国库已经见底的情况下，西印度公司还在巴西进行殖民扩张。在拿骚-锡根（Nassau-Siegen）的约翰·毛里茨（Johan Maurits，16041676）总督统治荷属巴西殖民地时期，西印度公司永远失去了恢复财务稳健的机会。在西印度公司解散之前，荷属巴西投降了，这一事件引起了联合省对曾经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怀念，该殖民地正是人们认为约翰·毛里茨伟大的体现。在荷兰殖民巴西的后期，约翰·毛里茨被公认为公正与仁慈的王子，在他治下做出的所有负面的政策决定都被归咎于他那些无用的顾问们。在荷兰投降之后，巴西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还成为荷兰和其他国家参考的范式。比如，荷属苏里南的发展归功于前种植园殖民地，而在巴西一度繁荣的制糖业为法属和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也带来了启发。因为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外国殖民地发生在17世纪的20年代和 3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荷兰与西班牙争夺巴西的战争，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后者是否为前者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因为直到1640年葡萄牙独立之前，荷兰在巴西的对手是哈布斯堡帝国。尽管西班牙皇室并没有派遣大量船只或士兵前往巴西（这些军备本来只是为了保护小安的列斯群岛免受外国入侵），但西班牙在荷兰入侵巴伊亚（Bahia）和累西腓之前就饱受帝国的过度扩张之苦。因此，在巴西的战争必然只会加剧其财政困境。
荷兰海洋帝国规模之大在巴西明显地展现出来，这在本书的前四章表现得更加具体化。在第一章中，我提供了对早期荷兰海洋帝国和帝国间活动的调查；在第二章中，我详细介绍了从17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荷兰在非洲和美洲的迅速崛起。在第三章中，我讲述了荷兰海洋帝国势力的逐渐衰落。一路走来，荷兰在大西洋的地位既因战争而崛起，也因战争而衰败。尽管荷兰人希望对标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的船只、殖民地和贸易站，但是他们成为伊丽莎白时代the Elizabethans）的继承者。没有大西洋的视角就无法理解17世纪的联省战争。尽管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非洲和美洲的军事对抗是欧洲战争的对外延伸，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和与独立的葡萄牙的战争中，殖民问题在荷兰国内仍然是突出的问题。在第四章中，我将对士兵和水手的生活进行全面的论述，他们在大西洋这个熔炉中建立与保护荷兰海洋帝国的征程中应占中心位置。荷兰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是本书余下各章的主题。随着供求关系轨迹的变化，荷兰商人穿行于整个大西洋以寻找商品和市场。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奴隶贩子，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与这些商人的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荷兰人对移民美洲的抵制（第六章），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荷属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欧洲移民或非加尔文教徒的欧洲裔美洲人。宗教宽容政策的引入是为了对宗教多样性的管理，但这一原则总是受到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牧师们的挑战，有时还会受到世俗权威的限制或禁止，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分裂甚至是第五纵队（FifthColumn，反对派，间谍集团）的形成。尽管荷兰人也开始依赖非白人（参见第七章），但他们普遍的观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不符合文明的标准，热衷于将他们商品化也是如此，从而导致了歧视、奴役和流血事件。

正如我在本书结尾强调的那样，暴力已经以传统和非传统的方式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主题。尽管17世纪的荷兰人与外国的土地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友好的关系，但荷兰时刻确实是暴力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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