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伊朗，古称波斯。无论伊朗抑或波斯，在不同的语境下解读各异。这部《波斯诗选》所说的波斯主要指新波斯语，即产生于公元九至十世纪的达里波斯语。这一语言延续了此前流传的中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的传统，不断融入阿拉伯语、突厥语等词汇，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新波斯语。在新波斯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波斯文学，特别是波斯诗歌可谓群星璀璨，其文学风格、体裁、修辞和内容在不同时期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按照目前主流划分，新波斯语诗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的波斯古典诗歌时期，年代跨度大约从十世纪至十五世纪。第二阶段是前现代的波斯诗歌时期，从十五世纪开始直至十九世纪。第三阶段为现当代的波斯新诗时期，即从十九世纪至今。波斯古典诗歌时期一般被认为是新波斯诗歌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这期间，波斯文学史上诞生了大量的诗坛巨匠，对今天的波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影响深远。而十五世纪后，随着波斯萨法维王朝（一五〇一年至一七三六年）重教轻文的政策，波斯诗歌活跃的区域东移至中亚和南亚半岛，在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产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前现代时期的波斯诗歌一方面承袭了波斯古典诗歌的体裁，另一方面却在内容、修辞和风格上为契合当地语境而有所创新，形成了所谓的印度体。这一时期的作品此前并不受重视，在传统文学评论家笔下评价不高，但近年来渐受关注。此后，自十九世纪伊朗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诗人们彻底打破古典诗歌的体裁和韵律，发展出波斯新诗体。第三阶段的经典作品被收录在穆宏燕教授翻译编纂的《伊朗诗选》（上、下）中，并已出版。
本集所收录的作品以波斯古典诗歌为主，起于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止于波斯古典诗歌的封印诗人贾米，共收录诗人十九人。这些诗人的作品体裁包括颂体诗、抒情诗、叙事诗、四行诗、短诗和串珠诗。作品内容涵盖伊朗史诗、苏菲哲诗、宫廷颂诗、民间故事、宗教诗歌等。在诗歌风格上，根据时期和地域可以划分为霍拉桑体、艾拉克体等。可以说，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波斯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波斯诗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样，主要源于新波斯语在表达方式上的全面性和灵活性。在古典时期，无论波斯文学、科学，还是哲学，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能遇上诗歌。换句话说，每一位用波斯语写作的学者都是一位诗人。在本集选录的诗人中，读者会看到他们的身份除了文学家，还有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等。因此，对于波斯古典诗歌，不应仅仅将它们看作文学作品，而更应注意到其所产生的文本背景和附加价值。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历史发展向读者梳理和介绍波斯古典诗歌的几个特点。此外，由于篇幅所限，本集没有收录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期间的诗歌。但为了更好地衔接波斯古典诗歌和新诗这两部诗集，本文也将简要介绍前现代时期的印度体诗歌。
一、不断发展交织的丰富体裁与多元内容
波斯古典诗歌在早期的流行形式是颂体诗，主要受到宫廷的支持。颂体诗是由阿拉伯传入的一种诗体，一般在十五联以上，篇幅最多至一百联，且有特殊的尾韵规则。本集介绍的第一位诗人鲁达基即擅长颂诗。颂体诗最初主要被宫廷诗人用于赞颂帝王的丰功伟绩，之后便逐渐脱离宫廷场景，如被纳赛尔·霍斯鲁广泛地用于哲学、神学和伦理学目的，而阿维森纳也将其用于阐释哲学思想。通过王室的赞助，颂体诗开始发展壮大，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
早期波斯古典诗歌风格被称为霍拉桑体，叙事简明，语言简练朴实。除鲁达基外，本集收录的塔吉基、菲尔多西、法罗西等诗人也是该风格的代表人物。在霍拉桑体之后流行的诗歌风格被称为艾拉克体。这里的艾拉克指的是今天伊朗西部的一个省份。这一风格主要兴盛于十一至十六世纪的伊朗西南部地区，以细腻的描写、丰富的韵脚，以及比拟和铺排的手法而闻名。
在新波斯语诗歌发展初期，受宫廷赞助而发展的另一种诗歌类型是民族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便是伊朗史诗皇冠上的明珠。塔吉基和菲尔多西等通过英雄的故事和优美的诗歌为伊朗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鼓舞，激发了波斯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与颂体诗相似，同样受到阿拉伯影响的还有波斯抒情诗体。波斯抒情诗一般为七至十五联。抒情诗的韵律与颂体诗相同，但比颂体诗短小灵活，常用以描写自然风光或抒发内心感受，既可表达爱之美感，也可阐发分离的心痛。这一表现形式让诗人跳脱出宫廷颂诗的束缚，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抒发自己的情感。可以说，抒情诗的结构和韵律完美契合诗歌的特征，几乎每一位波斯诗人都不乏抒情诗作品。在经过以鲁达基诗作为代表的发展早期，波斯抒情诗在十三世纪开始兴盛。而伴随着苏菲神秘主义的兴起，抒情诗体逐渐与该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大量兼具浪漫神秘与哲理的佳作。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包括萨迪、哈菲兹和鲁米。
几乎与抒情诗同期，波斯叙事诗也逐渐发展起来。叙事诗主要采用玛斯纳维诗体，每一联的上下两行协韵。这种协韵方式使得全诗的韵脚变化灵活，便于创作长篇叙事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内扎米的《五卷诗》等皆采用这一诗体。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莫拉维的《玛斯纳维》。诗人借用玛斯纳维的形式讲述了许多短小的故事和寓言，借此宣传苏菲哲学思想。
四行诗也是波斯古典诗歌一种重要形式。这种诗体源自伊斯兰化前的伊朗，共四行，通常第一、二、四行协尾韵。这一诗体与中国古代绝句颇为相似。波斯诗人常借四行诗怀古阐幽，因此四行诗常留给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波斯四行诗作者最著名的当数欧玛尔·海亚姆。他的四行诗自二十世纪被译介至英语世界后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在今天的中国已有二十多个译本出版。
除了上述几种诗体，波斯古典诗歌中还有短诗和串珠诗等体裁，由于作品小众，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二、看似矛盾的文本传承与模而不仿
从上文所见，波斯诗歌种类繁多。每位诗人各具特色，所擅长的诗体、内容和修辞皆不同。然而，如果按照时间线观察波斯古典诗歌的发展，读者会注意到后期诗人对早期作品存在着模仿行为，即诗人在作品中直接指出该作品借鉴了此前某人的某部作品，如本集所收录的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内扎米的《五卷诗》、哈菲兹的抒情诗等，皆是后世竞相模仿的对象。诚然，波斯古典诗歌越后期的作者越需要面对愈加庞大的语料库，并且诗歌的传习通常以背诵经典诗歌为基础，因此任何人在创作中都不可避免会借鉴和采用前人及同时代人的语料库。从这个角度来说，模仿在文学创作中在所难免。然而，在波斯古典文学发展史中，模仿不仅是公开、坦诚、有迹可循的，而且模仿的领域涉及作品的主题、体裁、韵律、修辞等各方面。
反观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国诗人多以用典借古讽今怀古等表达与经典的联系，却鲜有借拟仿效等词坦陈其诗歌创作对前人作品形式、内容和修辞的借用和模仿。因此，中国古典诗人对模仿的避讳与波斯诗人对前辈作品模仿的坦诚形成了强烈对比。
以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为详例。《列王纪》于十一世纪初成书后，后世大部分讲述伊朗古代传说的民族史诗多基于此创作。最初的作品或全篇模仿，或着重讲述其中的一个主题故事，又或针对某个民族英雄和帝王，如伊本·阿比尤黑尔（活跃于十二世纪）的《库什王纪》，卡塞姆（活跃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世界征服者传》等。此后，作者们开始根据《列王纪》的叙事形式，借古颂今。有的记录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的赞颂在位君王的功业，并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十八世纪，其代表作包括帕伊齐（生卒年不详）的《王中王纪》，大不里齐（活跃于十四世纪）的《王中王纪》等。
这其中，内扎米的代表作《五卷诗》中有多部作品即基于《列王纪》所作，内扎米也被认为继承和发扬了《列王纪》所开创的叙事诗创作传统。在第四卷《亚历山大王纪》中，内扎米指出图斯城博学多闻的诗人（即菲尔多西）的诗作把颗颗珍珠琢磨，有些未曾钻透，不感兴趣的就未曾提及或未一一详述。作者声称自己重新把这些珍珠连缀，且没有旧调重弹拾人牙慧。除了题材，内扎米在这卷作品中还模仿了《列王纪》的韵律。由内扎米的《亚历山大王纪》始，后世诗人又照此作品模仿创作了多部《亚历山大王纪》。
自内扎米的《五卷诗》问世后，无论其中的单行本抑或合集皆成为后世诗人模仿的对象。作为波斯古典诗歌的封印诗人，贾米的《七卷诗》模仿了内扎米和阿密尔·霍斯鲁两位诗人的同名作品《五卷诗》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例如，贾米直接沿用了《五卷诗》的部分标题，如《霍斯鲁和西琳》与《亚历山大王纪》，并在《蕾莉与马杰农》中采用了与内扎米相同的题名和格律。而以阿拉伯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蕾莉与马杰农》，该作品问世后，以此题材而创作的波斯语诗人据统计多达三十五人，突厥语诗人有十三人，此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诗人对此加以模仿。除了《七卷诗》，从贾米的抒情诗的内容和技法中还可以找到哈菲兹、纳赛尔·霍斯鲁等诸多诗人的影响。其诗歌和散文混合体作品《春园》则是对萨迪的《蔷薇园》的模仿。
由此可见，波斯古典文学史上的模仿现象一直存在。诗人们在坦诚模仿的同时也发挥自身特色，很多作品达到了新高度，并进一步成为后世模仿的对象。在模仿传统的沿袭下，波斯古典文学的模仿行为经过五个多世纪的变化和发展，俨然在贾米所活跃的十五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在十五世纪，诗人们不仅在其作品中明确指出其模仿对象，而且针对同一模仿对象还组织模仿诗赛。对于模仿者来说，最大的成就即被同好们认定其成功模仿了某一位诗人被认为不可被模仿的作品。
然而，对于大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文学作品，只有如内扎米《五卷诗》等少数作品得以达到或超越原作水平，从而成为新的文学经典。这类作品模仿的成功似乎与今天学界所强调的原创性相矛盾。如果拨开模仿一词的迷障，从波斯文学文化史的角度看待其模仿行为，则会发现这一行为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波斯古典诗学中的神授思想。早在《列王纪》中，作者菲尔多西即已提及人的这种神赋语言能力。此后的苏菲学者，特别是内扎米、贾米等人更从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和强调语言的优越性和神圣性。甚至在擅长抒情诗的哈菲兹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史学思想，表达出自己的诗歌天赋完全来自神赐。如果众生皆为真主的仆人，一切成果皆为真主所赐，那么文本皆平等，即模仿的作品与被模仿者之间并无先后和优劣之分。由此，在神授的诗学思想下，波斯诗人将读者的注意力引至文本本身，从而使读者不必再纠结于模仿和被模仿者之间的比较和评判。
在汉语中，模仿一词实由模与仿两字组成。模在《说文》中解为法，原指制造器物的模子，后引申为范式、榜样；仿为相似效仿。也就是说，模指的是外形相同，而对模中所灌注的内容并没有特殊要求。仿则更强调两者的相似性，针对细节和内容。波斯古典诗人的创作策略实则模而不仿。形式上的相似意在不断提醒世人波斯诗歌的本源，同时也为作者在保持传统的前提下留足发挥空间，发展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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