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样本_朱恒夫等著_9787532658756

该书聚焦松江地区, 立足江南文化, 从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生老病死、祝寿嫁娶、行商游学等多方面探讨松江地区文化的形态和形成这一文化的成因。本书探讨的时间范围截至新中国建立之前; 空间范围为明清时的松江府。

前言
朱恒夫
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宗族组织等的不同，造成文化上较大的差异。按文化的质地来划分，可以分成七大文化区域，即京都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关外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
每一个文化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概括地说，京都文化是农业文化的代表，它重视传统，强调等级；中原区域历来饱受战乱，宗族的生活方式与管理制度常常因战争的破坏而中断，使得该地区民众多勇武善战、不易管束；巴山蜀水因物产丰富，人民较少饥饿之苦，多耽于安乐，天性开朗；岭南的百姓因土地贫瘠，生活艰难，因而食品范围宽泛，亦多不甚留恋乡土；关外地旷人稀，人们为求平安与保卫劳动果实，相互多称兄道弟，以抱团御敌；海派文化形成较晚，出现在西方列强强割沿海城市的一些地方为租界之后，如香港、广州、澳门、厦门、宁波、上海、青岛、烟台、天津、大连以及哈尔滨等城市，这些通商口岸以商业贸易的经济活动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亦受西方文化浸染，渐渐呈现出金钱至上、契约必守的文化形态。
而江南文化与这些区域的文化相比，特色更为鲜明。
江南，字面意义为江之南面，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以南。它的范畴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六朝之前，江南指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之湘赣浙沪全境与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
我们所熟知的“江东”与“江西”的区域概念，早期都涵盖在“江南”之中。因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而以此段江为界确定东西和左右。江东指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今苏南、浙江北部及皖南部分地区以及今江西赣东北的地方；江西则是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所谓吴头楚尾，粤户闽庭。项羽兵败，临江而不肯过，言道：“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此“江东”“江西”的概念即为此。唐宋时，人们将“江南”的区域缩小至皖南、苏南和浙江的杭嘉湖地区，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中之“江南”就是此概念。近代以来，则缩小到长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指长江和钱塘江在入海处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平原，包括江苏省东南部和上海市、浙江省东北部，面积约５万平方千米。
但是，上述的是江南的地理区域概念，它和江南的文化区域概念不一样。以人们约定俗成的江南文化区域概念而论，除了长江三角洲外，还包括南京、扬州、南通、宁波等地。扬州、南通虽然在长江之北，但是，它们在文化特质方面和江南的核心区域苏州几无不同。扬州的园林近似于苏州的园林，苏州的昆曲在扬州有很大的市场，扬州的手工艺品和苏州的手工艺品是同样的风格，故从古到今，人们都把扬州看作“江南”。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很明确地将扬州认作江南。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在其《忆江南》中，也是视扬州为江南的：“江南好，佳丽数维扬。自是琼花偏得月，那应金粉不兼香，谁与话清凉？”南通原是海涂，成陆较晚，它的大多数人是从江南迁移过来的，所以，南通许多人说吴语、唱吴歌、行吴俗，食品更是与吴地无异，因此，南通应划入江南文化区域。可以这样说，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不在于地理、方言，而在于有相同的生产方式、相同的风俗、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人生理想、相同的伦理观念、相同的审美趣味，因为这些质素能够构成有别于他地的文化特质。
江南文化的特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与演变过程后形成的。其演变的催化剂，则是不断吸收的外来先进文化。
江南文化的根基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考古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江南的人们就大量使用耒耜来从事农业生产。由发掘出来的150吨之多的已经炭化的囤积稻米来看，那时的吃饭问题就基本得到了解决。到了马家渡与马桥文化阶段，北方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开始融入江南的文化，江南文化主动地接收相对先进的北方文化的影响。而从周代开始，北方文化不断地汇入江南，使得江南文化不断前进。回顾它的历程，约有六个阶梯。
一是泰伯建立勾吴国家，奠定了江南文化的基础。泰伯、仲雍为周太王之子，为避王室权力之争，来到江南，建国勾吴。他们定都梅里，建筑城郭，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江南的文化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到了寿梦的时代，文化水平已经相当的高了。比如王子季札出使鲁国，在欣赏了周乐之后，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绝的见识，分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势，语惊四座，使众人为之青目。听到《唐》，他感觉到了思接千载的陶唐氏遗风；听到《大雅》，他在乐曲深广的气魄里，听到了文王之德。当《魏》歌四起，那“大而宽，俭而易”的盟主之志，辉映着以德辅行的文德之教。季札的音乐修养折射出了当时江南的文化水平。
二是秦汉统一全国，北方文化深入江南。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二十五年，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以吴县（今江苏苏州）为郡之首府。郡领春秋时的吴、越两国之地，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的地区。汉初，会稽郡又称吴郡。由于全国大一统，南北文化交流畅通。西汉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将大量中原百姓迁居会稽郡。随着北方人口的迁入，北方的文化亦汹涌而入，教育普遍开展，开始陆续出现影响全国的文化名人，如陆贾、严助、朱买臣、严光、王充、赵晔，等等。
三是西晋末年北方士族南迁，江南文化掀起第一次高潮。《南史》卷72有这样的记载：“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胜。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能够避难南方者，大都是士绅儒士。大家所熟知的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的“兰亭雅集”，其参加者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多是逃难江左的北方人。他们都是文化的精英人物，定居南方之后，自然会发挥文化的传播与建设作用。不久，江南的文化就有了卓著的成绩。我们仅以镇江一地为例，就能让人惊叹不已。葛洪（约281—341）在炼丹的试验中，了解到了汞和硫磺相互转化合成硫化汞的事实，认识了铅的化学变化特性，了解了铁与铜盐进行金属置换的作用，以及炼丹与医药学的密切关系，为世界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任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从事史的祖冲之（429—500），在前辈数学家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计算出圆周率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为8位有效数字（准确到小数点后７位数字，即 3.1415926＜π＜3.1415927），世界一千多年；他还把数学方面的成就应用到历法研究上，制订出新的历法《大明历》。齐梁时人刘勰（约465—约532）所撰写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标志着文学理论这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501—531）编纂的《昭明文选》，收集了100多位文人的诗歌与文章，时间跨度有七八百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南朝宋刘义庆（403—444）会同门生所编纂的《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后世戏曲、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如元代关汉卿的《玉镜台》、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望梅止渴”和七步诗等，都取材于《世说新语》。梁代中叶徐陵（507—583）编成的《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又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总集，语言通俗明白，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学资料，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和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等。这一时期镇江的石刻艺术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所雕刻的石兽矫健灵动，精美动人。它们给人以完美的三维空间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能获得实体感觉；整体与局部比例十分和谐，雕刻线条遒劲洗练，节奏非常明快。
四是大运河连接南北，江南文化得以追上北方文化。隋朝开凿了大运河，使南北交通空前便捷，有力地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到了唐代，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的中心——苏州经济日趋繁荣，文化也随之发展，苏州不仅山明水秀，物华天宝，且人才济济，人文荟萃，诗人李白、杜甫、张继、杜牧、杜荀鹤等都曾驻足苏州，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曾任职于此。苏州本地亦出现了名闻全国的诗人，如崔国辅、张旭、顾况、张籍、陆龟蒙等。唐大历十三年（778年），苏州升为江南的雄州。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元和时苏州有100880户，以唐时一户五六人计，则苏州人口已达50万以上。诗人杜荀鹤在《送人游吴》的诗中描述了苏州这样的景象：“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因经济富饶，文化发达，隋唐时即有歌曲《望江南》（或称《江南好》《忆江南》），表达了人们对江南的向往之情，代表作则是白居易作词的《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五是南宋迁都杭州，使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杭州在北宋时已经建设成了大都市，由柳永《望海潮》中的描述可以想见其繁华程度：“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北宋灭亡之后，朝廷驻跸杭州，时称为“临安”。因成为国都，不仅北方的百姓纷纷迁移至此，南方其他地区的人也来此居住，于是，人口骤然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250万人左右。都市扩展了，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而应这一阶层精神需要的市民文化便应运而生。歌舞百戏，品种繁多，且技艺高超。据时人耐得翁《都城纪胜》一书记载，当时杭州的表演艺术极为发达，瓦舍中以说为主的有说话、小说、讲史、说经；以唱为主的有唱赚、覆赚、鼓子词、诸宫调、陶真、涯词、合生、商谜、小唱、嘌唱、叫声、耍令、唱京词、唱拨不断、学像生、学乡谈、说药等，还有踩高跷、耍和尚、舞鲍老、胡旋舞以及相扑、幻术、傀儡戏、影戏等。南宋之初或稍前诞生于浙江温州的戏剧，因唱南曲又名“南曲戏文”，其发展、盛行则在都城杭州，流传下来的代表性剧目为《张协状元》等。
六是因明清江南教育大发展，文化从此全国。从明初开始，江南除了府学、县学之外，还有书院、社学、义塾与私塾等，学校可谓星罗棋布，当然，苏、锡、常、松、杭、嘉、湖的教育普及率更高一些。就是许多女性也享受着教育。清初的钱谦益编写的《列朝诗集小传》，在“闰集”中共收明代女性诗人123名，其中江南的才女就有40余名。清代嘉庆年间，许夔臣编辑《香咳集》，共收女诗人100名，其中江南女诗人即有20多名。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女子一定是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林黛玉那样的大家闺秀，其实，江南许多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在明清时一样地读书识字。吴江的《同里志》记载了该镇许多女性诗人，其中有一人能说明江南的教育状况：“汪玉轸，字宜秋，陈昌言室。家赤贫，夫外出五年，撑拄家务，抚养五儿，俱以针黼供给，而有才如此，著有《宜秋诗钞》。”一个经济赤贫，靠给人做针线活而抚育五个儿子的家庭妇女，居然会作诗，还结集成一本诗歌著作。若她生活的地方没有浓郁的读书风气，没有能给女子提供读书的条件，没有宽松的创作环境，这种事例是不会出现的。女子如此，男人读书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江南在明清两代的教育成绩，我们可以通过科考的状况来了解。今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明清两代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不计翻译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的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的14.97％。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一个以上出自江南。这么高的比例，毫无疑问在全国独占鳌头。教育是文化的基石，有了的教育，自然就有先进的文化。明清的小说家至少有三分之二出自江南，而产生于江南的昆曲则传播四方，雄踞剧坛达二百五十年之久。
那么，江南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呢？概括地说，有下列三点。一是认准目标，坚韧不拔。江南文化刚露出端倪时，孔子就认识到江南人有不同于北方人的性格：“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意思是南方人不凭勇力做事，对于无道之人，他们不会用以牙还牙、以恶制恶的方式回应对方，而是以宽厚谦逊的君子之风去感化和消融对方。南方的人强在有君子之道。北方风气刚劲，人们以兵革为床席，不怕死，以勇武之力胜人。其实，这样的认识也不够。江南人的秉性主体上是以柔克刚，但是也有好武斗狠的一面。先秦之时，能够制造出精良的的地方是江南，“干将莫邪”的故事和当代出土后仍锋利无比的越王勾践剑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彼时的江南人不喜舞刀弄剑，就不可能有人研制出精良的。军事家孙武虽为北方人，但是让他成就一番事业的却是吴国。清军入关之后的情形，也能说明江南人不畏死亡的品性。清军入关之后，所向披靡，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北方，然而到了江南，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扬州、江阴、昆山、嘉定等地，合城军民，誓死守城，尤其是嘉定，清军共屠城三次，每一次被杀男女老幼都在万人以上，但是嘉定人决不屈服。清军所到之处，强制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唯有江南许多士绅“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卧薪尝胆”的故事也表现了江南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亡国之君勾践已经囚禁为奴，然而他能在无望中求希望，为了雪耻复国的伟大目标，作不惜一切的努力。
二是虚怀若谷，善于学习。由上述可知，一直到东晋之前，江南大部分地区仍属蛮荒之地。之所以能够在后来不断地前进，就在于它有着宽广的襟怀。江南人不因泰伯是北方人而把他视为入侵者，相反，由于他带着先进的文化，而自觉归附者有千万家之多，使得他在不动刀的情况下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两宋之际，江南的民间小戏虚心向南来的汴京杂剧学习，南北演唱艺术交汇融合，孕育出了后来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南戏”。就是近代，在西方文明来到中国时，也只有江南人迅速接纳了西方的科技与文化，早开办了西式的工业、金融业、城市服务业以及报纸、电台等传媒业。
三是浪漫情怀，富于想象。这从文艺作品中能体现出来。北方的文学作品多是生活的写照，而江南的文学作品则多融入浓郁的情感。若将南北民歌做一比较，就一目了然。“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境界开阔，音调雄壮，但也就是草原风光的白描而已。而吴歌《子夜歌》的内容则完全不一样：“夜长不得眠，转侧听更鼓。无故欢相逢，使侬肝肠苦。”表现了恋爱男女浓郁而痛苦的思情。南北方的戏曲剧目亦有这样的差别。北方的剧目多表现帝王将相的政治生活与金戈铁马的战争故事，如“三国戏”、《杨家将》、《精忠记》等，而江南的则多是爱情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文化的三大特色实际上就是江南人的特色。那么这些特色与江南人所在的地理环境有没有关系呢？有的。江南地理突出之处就是水多，故称江南为“水乡”。诗人墨客吟咏江南的风光，无不表现其水。王安石在其《题西太一宫壁》中谓“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水造就了鱼米之乡，为了保卫天堂家园，江南人敢于拼斗；水能克刚，培育了江南人“君子之强”的性格；水联通了外部世界，使得江南人视野开阔，开拓进取；水的荡漾流动，养成了江南人浪漫的情怀。松江，是江南的核心地区。春秋时，地属吴。战国初吴亡属越，中期后属楚。秦时属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后，隶属吴郡。唐天宝十载（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划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置华亭县（华亭是历史上由拳县东境的一个亭，故址在今松江境内）。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华亭县属嘉兴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华亭县为华亭府，领华亭县。一年后，华亭府改名松江府（松江名称以境内有吴松江得名，原称“淞江”，宋时称吴松江，元时称吴淞江，后名松江）。至元二十九年，分华亭县东北境置上海县，属松江府。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分华亭、上海两县部分土地，建青浦县。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分华亭县西北部建娄县，隶松江府。雍正二年（1724年），两江总督查弼纳以苏、松县大难治，奏请分县，分华亭县东南境白沙乡和云间乡建奉贤县；分娄县的胥浦乡及华亭县西南一部分建金山县。次年核准，雍正四年正式分治。1912年，撤松江府，华亭、娄县合并为华亭县，归江苏省管辖。1914年，华亭县改称松江县，江苏省划分为5个道，松江县隶沪海道（道尹公署设于上海）。1927年，撤道，仍归江苏省管辖。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松江县仍由江苏省管辖。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松江。时苏南行政公署设松江专区，专署驻松江，松江为其辖县。
1953年恢复江苏省建制后，松江专区隶江苏省。1958年3月，江苏省松江专区撤销，松江县划归苏州专区。11月，松江县划归上海市。1998年2月，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松江县改为上海市松江区。
松江，因其广富林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和周、汉、宋、元等时期的大量文物，被称为“上海之根”。
松江凭借天时地利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烟辐辏，地灵便会出人杰，自古以来，许多松江人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经济、艺术、民俗等多方面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如政治家顾雍、陆逊、徐阶；文学家陆机、陆云、陈继儒、钱福、顾清；艺术家赵孟、沈度、董其昌、张南垣、张照、俞粟庐、施蛰存、程十发；能工巧匠朱克柔、黄道婆、丁娘子；学问家陶宗仪、朱舜水、陈永康；医学家王宏翰、张又苌、夏仲芳；教育家何东、平海澜、马相伯；新闻出版家史量才、张蕴初、陈景韩，等等。更有陈子龙、夏完淳等民族英雄，其精神光照千秋。
之松江，依然是人文荟萃之地。为弘扬“江南文化”、挖掘人文资源、推进本土文化建设，它成立了“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至目前为止，该院在陆军先生的领导下，创作方面，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着的是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剧目——《春申君》《陆机》《黄道婆》《徐阶》《董其昌》的创演工作，有的已经公演，社会反响热烈；研究方面，编纂了《松江人文大辞典》《松江简史》《松江文学史》《松江书法史》《松江绘画史》《松江戏剧史》《松江诗歌史》等“一典六史”。本书也是“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的一个项目，旨在对松江文化做专题性的研究。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往昔的松江，还是之松江，它都是江南文化的一个样本，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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