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不仅在中国本土, 在海外也享受盛名、备受推崇。《九家说杜诗》一书收录九篇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杜甫诗歌研究, 由田晓菲主编。文章源自2016年10月哈佛大学举办的唐诗国际会议上的讲演, 后经修订整理成文, 这九位研究者分别为: 宇文所安、艾朗诺、王德威、田晓菲、倪健、卢本德、陈威、潘格瑞、劳泽。该书内容致力于从新的角度和不同的背景, 对杜甫的经典和鲜为人知的诗歌进行精微的历史细读, 并讨论了一系列复杂而关键的问题, 重新分析和呈现杜甫的真实与复杂。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禄山之乱所启动的力量，使盛唐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也造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759年，杜甫（712—770）离开京畿地区，开始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四处漂泊，并将如此度过余生。他在安史之乱后所作的诗歌，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一个人及其家庭的乱世生活。杜甫是不是中国的诗人，容或可以讨论，但他的诗歌产生的回响如此持久而深远，就所有文学体裁而言，他无疑是中国有影响力的作家。
杜甫在汉语世界享有盛誉，研究得相当深入；而杜甫的接受研究本身也成了接受研究领域的一个特殊热点。对杜甫的研究是如此深入，以至于首先，人们没有注意到英语学界的杜诗研究并不那么深入这一事实；其次，就是汉语学界的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空白，而正因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这些空白很大程度上也为人所忽略。其中的一个空白，就是对于杜诗本身做出带有理论精神和问题意识的细致阅读和深入讨论。
杜甫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犹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学、但丁之于意大利文学。而且，和莎士比亚、但丁一样，杜甫在本土传统以外也广为人知。在2016年英语全译本问世以前，杜甫作品已被不同的译者选译过很多次。但要说到批评与阐释，已出版的英语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远远不能体现与一个重要诗人的分量相当的学术成果，更不用说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了。
英语学界对杜甫关注不够，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个研究领域，一方面是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文化史研究和物质主义的转向，另一方面则是顺应了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经典修正”（canonrevision）的大趋势：一些传统标准受到质疑，曾经一度边缘化的作家被重新发现，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受到了应有的关注。近数十年来，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电影、传媒研究的日益兴盛，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大致从东汉到宋代，即公元1世纪到13世纪），成了年轻一代学生和学者越来越少涉足的道路。同样的变化无疑也发生于中国学界，但这些变化可能被众多因素所掩盖而没有变得如此明显，比如说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规模庞大的师资和学生。相比之下，海外汉学是一个非常小的领域。
不过，反讽的是，英语学界对杜甫关注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归咎于他的经典地位。很多学者和学生都有一种印象，就是杜甫“已被研究透了”。此外，杜甫作为“诗圣”“诗史”的陈腐形象，也遮蔽了他的“诗人”形象，甚至更糟的是，遮蔽了他的诗歌本身。宋代以来，人们对杜甫的接受严重偏向他忠君爱国的“儒家”品格一面，就像“一饭未尝忘君”这个说法所概括的那样。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形象并不总是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兴趣。那个轻松、古怪、有趣的杜甫，在世时以其“戏题剧论”著称，几乎完全消失在了从他去世后直到被世人套在他头上的光环里。加在杜甫身上的道学圣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到了20世纪，由于和爱国主义以及“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无缝焊接在一起，增添了更大的份量。
这在下面这种两极现象的对比中体现得为明显：一极是一幅想象创作的杜甫肖像，因用于中国高中课本而广为人知，这幅肖像代表了诗人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庄严肃穆、充满关怀地凝望远方，显然心中装满了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另一极，则是这幅肖像画的涂鸦恶搞版，在纪念诗人1300周年诞辰的2012年，一夜之间疯传于互联网。道德严肃性成了讽刺的对象，而任何崇拜行为只有在嘲弄中才能找到平衡。但是，不管哪一极，对作为诗人的杜甫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更糟的是，任何一极，无论是崇拜者还是嘲弄者，都没有真正花时间阅读杜甫的1400首诗，不管是细读，还是泛读。
本书收入的论文，代表了一种专注阅读杜诗的努力，而且，就像下节概述的那样，通过从不同角度、在不同语境中审视和诘问诗歌文本，试图以新的眼光阅读杜诗。在被封为“诗圣”以前，杜甫能够吸引人们注意的，只有他的诗篇。……为了反思必须把平凡和之作同时包括在内的文学史本身——如果只接受光谱的一端，就看不到它们之间真正的互相依存关系。就杜甫而言，我们希望不是只谈他的那些名篇，无论是“三吏三别”、《秋兴八首》、论诗绝句，还是各种通行选本或教科书所选录的诗歌。
章 节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侧重于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突出了杜甫研究中迄今为止较少为人探讨的方面，也和一般的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息息相关。第一部分，“故里·地方·帝国”，共分四章，讨论了四处漂泊的诗人如何在对“家”的渴望和对临时栖身所的营造、照料以及对帝国的关怀之间进行协商，还讨论了诗人如何在诗歌中思考移动与流通的问题、地方与国家的问题，思考诗歌本身如何在一个阻隔重重的世界里既是运通的对象、又是运通的载体。
虽然杜家在洛阳附近有房产，但杜甫的确切出生地不详。年轻时，他在京城长安住了十年，寻求声名与仕进，但基本上徒劳无功。安禄山之乱爆发后，他一度身陷长安，逃出后加入肃宗的朝廷，但没过多久就成功地触怒了皇帝，于758年被贬至华州（今陕西）。他很快决定辞职，从此开始漂泊生涯，依靠朋友和相识的资助过活。759年，他先前往秦州（今甘肃），再往同谷（今甘肃），在年底到达成都。他在成都寓居数年，在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建造了的草堂。严武死后，他携家沿长江而下，来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766—768年，他寓居于此，受到当地总督柏茂林的聘任和资助。夔州时期是老杜多产的时期之一，他在此地创作了大约400首诗，占全部现存作品的近三分之一。但768年初，他又再次开始飘泊，在770年病逝于洞庭湖。
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杜甫曾在凄清的秋江上写道：“故国平居有所思。”这里的“故国”指的是故里，不是前朝，但他想望的当然不只是故里，而是他于另一个时代在那个故里所过的生活。“平”是太平、无事、日常，也许还有点无聊：这正是一个人在失去之后才深有体会的“家”的味道。如陈威（Jack W. Chen）所言，杜甫在这里指的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居住在一个丧失了日常感的空间”。那种生活再也不可能了，因为它与和平繁荣的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陈威的章节，以杜甫伤悼死于战乱的堂弟的《不归》开始，以在一次地方叛乱后重返成都草堂所写的《春归》作结，探讨了“家的意念”如何在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作品里占据一个中心地位。陈威认为，对家的渴望，“归根结底是希望回归日常”，是开凿出一个非社会性和非政治性的空间，在此作为私人个体生活于其中，尽管这种手势只有在流亡中、在王朝创伤的背景下、在帝国的边缘地带才成为可能。杜甫通常被视为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悲剧的见证人，陈威却让我们注意到诗人的另一面：他不是与政体（body politic）结盟，而是与个人身体（individual body）结盟，与个体的欲望、慰藉、酸痛与苦痛结盟。
如果陈威主要是通过杜甫的成都诗作来探讨诗人的家园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章节则转向另一个地方，诗人竭力想在那里安家，却很少有“在家”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夔州，充满异域风情的帝国边陲，汉族和非汉族群混杂而居，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京城来的诗人而言显得陌生而野蛮。宇文所安提出，唐帝国很少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能轻而易举地引发人们对帝国流通系统和文化流通系统的思考。宇文所安的章节向读者展现，杜甫如何在夔州对“通”（circulation）这个问题“通过诗歌进行思考”（think[s] through poetry）：从地方的贸易流通（一个土著少女用鱼来换钱），到长江上往来逐利的商人，再到把地方贡品进献给皇帝的帝国驿传体制。诗人还想到那些仕途受“阻”的人（“阻”是“通”的反面），他们却能借助纪行诗、文学声名和记忆让自己得以“流通”。组诗《解闷》以天真烂漫地从自然获取滋养（山禽衔果哺育幼雏）开篇，以帝国权力的作结：帝国传舍为皇帝宠妃送来荔枝，荔枝却在路上腐烂了。地方经验的直接性永远无法捕捉，除非是在记忆中和在诗歌中。这里，映衬着帝国的失败，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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