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衡史系列：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_杨琥著_9787220124143

这是一本关于清末民初zhong要思想人物研究的学术论集。晚清中国，中西交冲，新旧消长。时势逼迫下，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得风气之先的人士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数十年强毅力行，行走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上。全书共收入十余篇文章，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书信、日记乃至国内外报刊，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长篇考证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的认识，具有zhong要的学术价值。

学问·生命·时代

我与杨琥相识，最初是在导师刘桂生先生为清华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中西文化与中国革命》课上。从此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至今已有30多年。杨琥在清华读研期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为人诚实耿直，酷爱学术，嗜书如命，研究中敢碰难题。随着后来交往的不断增加，我又进一步发现，杨琥不仅爱读书，而且会找书，会读书。刘桂生先生教给我们的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一些方法，他都能够很好地付诸学术实践，不时从清华、北大等图书馆的馆藏中发现一些前人所未曾发现的新材料，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文献支撑。这让我钦佩不已。

收入《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中的论文，绝大多数我都曾经认真拜读学习过，有的甚至是在其正式发表前就阅读过。但是，汇编成集后，与过去单篇阅读时的感受完全不同，从中更能看出杨琥治学的一些突出特点。

一是治学专精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中西文化加速碰撞、交流，新旧思想激烈争鸣、交锋，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古今中外交汇、不古不今不中不外的特殊现象。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理清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由旧趋新、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机理，十分重要。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研究起来难度很大，研究者不仅需要对旧学有一定基础准备，而且还要对新学西学有相当了解。收录在此文集中的论文，内容上涵盖了从甲午到五四的整个历史时期，主题涉及章太炎、夏曾佑、严复、章士钊、蔡元培、李大钊等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学术主张，《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新舆论工具的兴起及其作者队伍的聚合，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承续因缘等。对于这些重要领域，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得出了新认识，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源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更是取得较大进展，深化了对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是治学风格上小题大做。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题目越大，价值也越大，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常常是大而无当，越大的题目往往越空，越难以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与此相反的是小题大做，即在学术史上一些看似小，但却极其关键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下功夫，才会在学术上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刘桂生先生从我们入学起就耳提面命、反复强调的。收录在文集中的《〈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篇论文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对《每周评论》几个撰稿人笔名的考证，看似很细小，因此一般人可能意识不到它有什么重要价值。但实际上，论文所考证的这几位人物笔名，均牵涉到《每周评论》等报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枢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报刊史研究中需要解决而又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文内的考证，确认解决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性历史人物的身份问题。渐生这个笔名，研究清末民初报刊史的人都会经常碰到，尤其研究章士钊或《甲寅》月刊的学者都知道，渐生是《甲寅》月刊的重要撰稿人，与章士钊长期合作，但是这位先生究竟是谁，长期以来却没有人知道。杨琥从多种材料、多种角度查证，终于确定渐生是《帝国日报》主编、《甲寅》月刊撰稿人、《甲寅日刊》经理兼发行人陆鸿逵。这个考证，说明杨琥的这篇文章所解决的是长期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学术问题，是一个真学术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加深了我们对《甲寅》杂志及新文化运动兴起史的认识。（二）在研究方法上，这篇论文显示了社会关系在考察相关笔名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人际关系，该文在解决明生去闇运甓这些人物笔名时，首先从每个人物的社会关系与生平活动入手，详细地考察其朋友、同事等相关人物的活动与行事，层层推进，终于解决了需要解决的笔名的真实身份。（三）这篇论文还显示了训诂学方法在考证近现代文献中的笔名、化名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人，在取名时有一定的寓意和习惯，杨琥在考察去闇渐生CZY生等笔名时，充分地运用了语言训诂方面的知识，将史料考证与语言训诂互相印证，对这些人物笔名一经考定，就如同铁证，无法推翻。这篇论文总字数1.6万字，正文不过8千多字，而为正文所作注释却多达7千多字，几乎与正文的字数相等，真可谓无一语无出处，字字有来历。

三是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注重从现实的社会交往中，而不是仅仅从抽象、孤立的文本文献中，探讨思想文化现象。思想文化都是时代性、社会性的，离开了时代和社会，就无法理解思想文化。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要做得好，就更难，非长期花大气力，下细功夫不可。收在文集中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它考察了《新青年》杂志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研究中以往被忽视的一个侧面。《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二文，从鲜为人注意的《新青年》的通信栏入手，澄清了以往不为人知的众多通信作者的身份，及其与《新青年》编辑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再探讨》等文，通过对《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晨报副刊》改版的考察，从社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等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纠正了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或错误观点，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业师刘桂生先生在指导我们时，多次指出：学问、学术、思想都是从一定时代具体的活的社会关系脉络中生长发育起来的，它们不是外在于时代和社会的抽象的存在，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境遇的应对与思考，以及他们的人格、精神、心灵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生动呈现。历史研究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特点，才能真正认识并揭示思想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也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特点，才能够做出原创性的研究。换言之，历史性的问题，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用历史的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而这些历史性的问题一旦这样地得到解决，我们对此历史性问题的认识，也往往就会得到极大提高；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因此而得到彰显。杨琥的这些研究，充分说明和体现了这个道理。

杨琥的论文集即将出版，我很为他高兴，相信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一定也会像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他花20年时间所著《李大钊年谱》（上下卷）的出版一样，受到学界同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

王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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