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文化绝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_弗里茨·R.斯特恩著，杨靖译_9787544788991

本书是一项因循文化批判主义路径的研究。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弗里茨·R. 斯特恩阐释了特定类型文化绝望的危险和困境。这三位批评家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精神的批判通常是深刻且公正的，他们不仅是德国文化危机的批判者，也是其表征和受害者。
因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诊断出来的，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深刻体验过的这种疾病，他们试图成为能够指出德国民族重生路径的先知。虽然他们为此而提出的转型方式是残酷和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但正是这种跨越所有现实，从绝望到乌托邦的飞跃，赋予了他们思想非凡的品质。

1974年平装本序

本书初版（1961年）至今已过去十三年，对现代性的责难再一次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年轻一代（当然不仅是年轻一代）反对物质主义的空虚，反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反对人与自然的疏离，反对充裕年代的精神贫乏，一言以蔽之，即反对整个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这与本书所探讨的三位批评家的哀叹有着强烈共鸣。不止于此，当下年轻一代渴望一种新的群居方式，渴望一种新的信仰，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在历经十年战乱、政治分歧和丑陋的工业化之后，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短板极为清晰地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尽管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的右翼颇为相似，但这一次的哀叹还带有某种左翼色彩；因而，反现代性的政治表达不再是神秘的民族主义，而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期盼一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超越先前存在的社会党人政权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抗议者很快蜕变为新的政治正统派。在美国，抗议者的政治表达仍然更为务实；现代性的祛魅（disenchantment）及其通盘影响在文化领域和所谓反文化领域皆有所体现。但在所有的领域，抬升感性贬斥理性之声再度响起这种声音在我们文明史上时有所闻。当然，对现代性的攻讦也隐含着对西方的批判和憎恶。有时候，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揭示的：我们见证了一种类似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的沉沦。
吊诡的是，当文化方面的哀怨之声再次出现在政治场景中，一些历史学家大约在十年前重提了一种新的决定论，并再次将历史行动的动因归结为经济驱动或经济决定论。然而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士对仅靠物质因素就能解释过去这一信念持反对态度。正如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显示的：假如我们要理解作为法西斯主义标志的非理性何以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背后的文化、精神以及心理因素。为了进一步探索作为心理剧（psychodrama）的政治、投射（projective）政治以及所有政治中的非理性成分，我期待本书能够被证明是有用的。
本书的写作宗旨是解释过去我们至今仍饱受其困扰。假如此举能够为当下赋予崭新的意义，假如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性本身必须加以反思、加以评判，认识到改革运动的危险，即一旦冠以理想主义之名它便无须承担后果和责任，且其为回应民众诉求和期盼所倡导的乌托邦集体主义解决方案其实与民众意愿背道而驰，那么作者本人将为此书出乎意料的及时而满心感激尽管他更愿意生活在文化绝望的政治仅仅是历史回声的时代。

弗里茨?斯特恩
于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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